作為西部內陸地區，重慶把擴大開放作為新時期促進發展的引擎，意義深遠。重慶“怎麼擴大開放”，個人認為應遵循五條原則。

    一是主動開放，自醒和自覺並重。認真解決認識態度問題。我們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世界，在橫比中找差距、找壓力，在縱比中找自信、找動力；眼睛向內向外看，勇于挑戰強者，敢于樹立對手；眼睛向前向後看，勇于挑戰歷史，敢于否定自我；眼睛向上向下看，勇于挑戰“本本”，敢于突破陳規。只有這樣敢于並善于大膽突破，才能克服自我、自滿心態，增強事業心和責任感；才能以自醒為先、自覺為重，主動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長，尋求發展壓力和機遇；才能將領導的要求變為自我的內心渴求，主動尋求開放之路、探求開放之策。

    二是全面開放，敢想和敢為並重。解決好開放內容問題。綜觀我國改革開放30年歷程，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促進對外大開放、生產大發展、社會大進步。重慶作為內陸地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必須以解決思想意識問題為先導，敢想敢為，實現全方位和全過程開放。敢想是敢為的前提，敢為是敢想的後續。沒有敢想，就沒有敢為；沒有敢為，敢想就會變成空想，一事無成。首先應解決“敢想”問題，思想的寬度、高度和厚度決定開放的廣度、深度和力度，要緊密結合開放實踐，激勵並引導廣大領導幹部進一步大膽解放思想、創新思維、拓展思路，樹立“敢為天下先”、“殺出一條血路來”的膽識和魄力。其次要解決“敢為”問題，口號不能治國，空談必然誤事，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多次強調，“事情是幹出來的”。為此，我們一旦認準開放目標後，要堅持“不爭論”、鼓勵“大膽試”，讓思想變思路、思路變出路，使謀劃變規劃、規劃變計劃。

    三是全員開放，決策者和執行者並重。解決開放主體問題。決策者和執行者都是開放的主體，只有開放性決策、開放性執行，才能確保全員和全過程開放。領導作為決策者，其開放程度決定一個地方的開放半徑，尤其重要；領導開放度大，就是開放的先行者，開放度小，則會成為開放的制約者。

    開放型領導應義不容辭地扛起開放大旗，創造條件，鼓勵創新，允許試錯。對大膽試驗者在探索時期的初犯錯誤，只要沒嚴重違法亂紀、中飽私囊，就要不戴帽子、不打板子、不究責任。最好的辦法是制定“底線法則”，促進工作，保護幹部。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幹部“不敢為”的問題，進而“可為”“能為”“善為”。作為執行者，普通幹部照章辦事是對的，但不應固守“本本”“條條”“框框”，只要不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又有利于發展，就要讓生產主體放手去幹、放心去闖。在整個開放過程中，領導對下級要放手不放縱，下級對領導要獻策不決策；對決策後的具體工作，領導要參與不幹預，部門要到位不越位。

    四是深度開放，體制和機制並重。解決開放後勁問題。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決定發展模式，為了讓開放成為常態，持久強力推進，應按照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要求，設置管理機構，設計運行程序，增強開放的源動力和可持續力。

    改革開放30年間，國務院先後進行了六次行政體制改革。這不僅是順應發展形勢的迫切需要，也是促進發展的有力方式。重慶應借助今年國家第六次管理體制改革東風，以適應國家“大部制”建設為契機，緊緊圍繞擴大開放這項首要工作，優化管理體制，完善運行機制，逐步建立起開放性政府機構，設計開放性辦事程序。當前重點應放在行政機構改革、幹部考核任用制度改革、財政制度改革、審計制度改革等重點環節，從制度上解決“有人”開放、“有權”開放、“有錢”開放等關鍵問題。只有調整了這些“指揮棒”，才能引導全社會共奏“開放曲”。

    五是高效開放，效率和效益並重。解決開放判定問題。開放的結果是檢驗開放成敗的試金石，開放的快與慢、好與壞，應分別用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和效果來證明，兩者並舉是其績效最大化。這跟當前發展階段和中心工作有關，中國目前正處在效率社會向效益社會轉型階段，效率、效益並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在發展理念上的突出特徵就是從“又快又好”發展向“又好又快”發展轉變。

    與國家定位和發達地區的水平相比，重慶開放的差距還很大，自身也還有巨大潛力可挖。為此，我們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提高開放速度，扎扎實實推進實際工作。另一方面要結合國家發展大局，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以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為契機，追求發展效益，提高開放質量，確保農村、城市兩大板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均衡開放，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