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禮全向記者介紹當年水污染事件發生時的情形
十年索賠，七年官司，讓一個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水平的農民，從一個“養魚專業戶”變成了“官司專業戶”。
曠日持久的銅梁水污染索賠案，在經歷一審、重審、終審、再審後，依然沒有完結的跡象。
這一近乎無止境的官司，徹底改變了重慶銅梁漁民駱禮全的生活。在被改變的同時，駱禮全也影響著周圍的世界———最近，40名同樣遭受水污染之害的漁民狀告銅梁縣水務局、環保局、農業局、安居鎮政府“為紅蝶公司充當‘保護傘’”，57名當地居民狀告銅梁縣環保局、衛生局、農業局“做假報告、提供假證據”(尚未立案)。另外，還有最近媒體報道的5老太狀告環保局一案。
相關訴訟中責任的認定，自然有法院來進行。但當地維權群體的出現，同樣有其值得關注的一面……
接連的污染事件
一件藍白相間的秋衣外套一件灰白色夾克，略顯淩亂的頭發已經白了近一半，但憔悴的面容上絲毫看不出悲觀的痕跡。今年59歲的駱禮全，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稍大，但思維和判斷力卻令人吃驚。
4月9日下午，記者和駱禮全約好在銅梁縣醫院門口見面。在記者焦急等待時，一只粗糙的大手從背後輕拍在記者肩膀上———是羅禮全。其實，除了肩上挎著一個包，記者的裝扮與周圍人並無多大區別，但卻被從未謀面的駱禮全很自信地認了出來。
也許，駱禮全有這種判斷力，和他與多家媒體記者有過交往不無關係。包括中央電視臺、四川電視臺以及重慶市的多家媒體，駱禮全都有過接觸。“最近，還有上海和廣州的記者找過我。”駱禮全說。
駱之所以成為新聞人物，除了輿論廣泛關注的重慶銅梁紅蝶鍶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紅蝶公司)涉嫌超標排污和瓊江污染案外，更是因為其個人在這一係列案件中的“堅持到底”。
早在1996年、1997年，作為銅梁安居鎮最大的養魚戶，駱養在涪江的5萬多公斤魚在兩次污染事件中死亡，年產2000噸的網箱養魚場被迫關閉。與駱禮全同時破產的漁民還有十幾家，其他數十戶漁民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
在尋找魚死亡原因時，漁民們發現該鎮的紅蝶鍶業公司向涪江排放污水，並認為其中含量超標的有毒物質是導致魚群死亡的直接原因，遂向紅蝶公司索要賠償，最後進入司法程序，一場曠日持久的索賠案就此拉開序幕。
其後，當地環保等部門也被當地農民訴稱充當紅蝶公司的“保護傘”。于是，狀告紅蝶公司、狀告環保局、狀告水務局、狀告衛生局、狀告農業局、狀告安居鎮政府……
這一“戰”就是10年。從1998年“向有關部門討說法”開始，到2001年提起第一個訴訟，到2006年收到第四份判決書，駱禮全已經從一個“養魚專業戶”變成了“官司專業戶”。
駱禮全狀告紅蝶公司一案，經歷了一審、重審、終審、再審等多次反復，銅梁縣人民法院和重慶市一中院分別審理兩次。如今，駱禮全已經將本案上訴到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不管別人放不放棄，我都要堅持。”駱禮全說這話時，不停地用手敲著桌子。
從富翁到窮光蛋
如果是在10年前採訪駱禮全，該是在他那艘36米長、6米寬的網箱養魚的船上。“我那艘船又當養魚船，又做水上餐廳，同時也是自家的住房，市領導都來參觀過。”駱禮全“想當初”時滿臉自豪，“當初，我帶動了上百戶網箱養魚專業戶，得到市領導的肯定。”
駱禮全的自豪不是沒有道理。早在1992年，駱禮全就嘗試在瓊江、涪江兩江交匯處的銅梁安居鎮搞網箱養魚。第一家網箱養魚成功後，不斷有人向駱禮全取經，涪江上的網箱養魚逐漸增多。到1995年，僅安居鎮，網箱養魚專業戶已經達到116戶。
這個時候的駱禮全已經成為了當地漁民的致富帶頭人。安居鎮的網箱養魚也被列為重慶“菜籃子工程發展基地”和銅梁縣“三高”農業發展項目。駱禮全還從銅梁縣科委獲得2萬元的有償資助。由他在安居鎮最早開發的網箱養魚成為當地人的一條致富門路。
就在漁民們欣喜的同時，後來成為事件主角的紅蝶公司，從千裏之外的山東青島搬到了銅梁安居鎮。
紅蝶公司入駐安居鎮不久，當地漁民們經歷了一場惡夢。漁民提供的證據顯示，1996年6月19日至7月5日，駱禮全漁場的1.5萬多公斤魚離奇死亡，而漁民們總計死亡的魚達到18萬多公斤，損失600多萬元。
“這些魚是被含硫物質毒死的”。駱禮全和當地許多漁民都認為，是紅蝶公司所排污水中有毒物質超標，才導致魚中毒死亡。而紅蝶公司予以了否認。漁民們和紅蝶公司之間的糾紛由此開始。
一年後的1997年9月，悲劇再次發生，漁場再次大量出現死魚。漁民統計的損失為：死魚252300公斤，損失490多萬元。
矛盾開始激化。
傾家蕩產的駱禮全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再沒有過生產，就一心撲在官司上。”駱禮全稱，從1997年漁場破產至今，他幾乎沒有一分錢的收入。
“我們幾十人找過很多部門討說法。”駱禮全說，當初，漁民們很“齊心”，但是幾年之後，很多人沒有再堅持了，“太難了，一直沒有得到我們滿意的結果。”但是駱禮全堅持了，這一堅持便是10年。
屢敗屢戰的漁民
事實上，漁民們起訴的對象，並不僅僅是紅蝶公司，還包括銅梁縣環保局、水務局、農業局和安居鎮政府等。漁民們認為，正是由于有關部門不作為，才使得真正的污染大戶“逍遙法外”。
銅梁縣環保局局長張勇4月14日接受《時代信報》記者採訪時證實，駱禮全等人就死魚事件的訴狀，是狀告縣環保局“不作為”；而水務、環保、農業等部門，也被漁民們起訴“為紅蝶公司充當保護傘”。張勇表示，在整個污染事件的前後，環保、水務等部門都按照國家的規定，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根本不存在“不作為”或者是“作假”的情況。
而紅蝶公司一位姓郭的負責人接受採訪時稱，他們與駱禮全的確在打官司，並認為駱“還在糾纏，謊話說了一萬遍就變成真話了”。
盡管各執一詞，但各方都承認，矛盾已經由來已久，只等法院最後的判決。
其實，對于駱禮全來說，他已經收到4次判決書，維持終審的通知書一次。“已經判了5次，現在正在等待第6次審判。”
駱禮全所說的5次判決分別是：2001年6月，銅梁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駱禮全訴訟請求；經駱上訴，重慶市一中院發回重審，2002年6月，銅梁縣人民法院作出重申判決，駱仍敗訴；繼續上訴，2002年8月，重慶市一中院作出終審判決，駱敗訴；駱申請再審，2003年1月，市一中院發文維持終審；駱上訴至重慶市高院，高院指定一中院再審，2006年5月，一中院再次判決駱敗訴。之後，駱向重慶市高院提出申訴。
事實上，在銅梁水污染案中，最先運用法律手段的人，並非是駱禮全。
“在2000年的時候，楊秀金就提起了訴訟。”駱禮全說的楊秀金，同樣是遭受損失的漁民。但楊的官司敗訴後，並選擇了放棄。而駱禮全和其兄弟駱禮華選擇了堅持。 記者 祝楚華 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