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正如火如荼。思想解放有沒有邊界？如果有邊界，邊界又在哪裏？這個“邊界”一旦劃界不準，“解放思想”要麼在方寸之間“解放”，要麼隨意放牧思想這匹野馬。這兩種“解放”都是危險的，應盡力避免。有些明星式的“改革家”，不屑于第一種改革遊戲，而鐘情于玩“大手筆”。
在14日召開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科學發展”大討論動員會上，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動員大家要把握發展大勢，樹立“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幹”，不斷創新求變的求索作風。（央視國際2008年4月15日報道）
解放思想，屬于形而上的哲學思辨活動，允許抽象，歡迎爭辯，忌諱標新立異。解放思想，不是純然的哲學思辨，需要和實際相結合，作有根基的思辨而非飄在半空的“思想無羈”。解放思想，有許多界限，法律的界限，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還要受到社會倫理、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簡而言之，解放思想，不是像魯迅所諷刺的“想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式的空想和幻想。那樣的“解放”，如果是普通人的胡思亂想也許並無大礙，倘若是政府行為，則危害大矣。
仇和的“解放思想”，令人擔憂。他所謂的“解放思想”，表面上也挑不出太大的毛病：“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想、可以幹”，沒有超越法律的紅線，當然是“守法”的“解放”。即便如此，仇和的“解放思想”論調，仍難以站得住腳，因為仇和所謂的“解放思想”其實質是鼓勵官員放縱思維。
解放思想和放縱思維不是一碼事。思維是個人的，零碎的、不成體係的，也沒有約束力，因此它鮮少受理性的羈絆。而思想既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社會的、制度的，它是成體係的，也是理性的。解放思想，固然需要活躍思維，讓思維不受舊的條條框框的限制，去思考新的問題，探求解決問題的新思路。但是，這絕不意味著，解放思想便是“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幹”，亦即人們常說的法無禁止即合法。
“法無禁止即合法”，是對法律精神的一種解讀。這種解讀，在司法實踐中僅限于公民的私人行為。但對于政府部門的解放思想而言，則未必適用。仇和的“解放思想”論調，恰恰是將私權主體和公權主體予以錯位。他的這個言論，喝彩者不是沒有，但招致的批評更多：“對公民來說，法無明令則允許；對政府來說，則是法無明令則禁止。政府掌握著大量的公共資源，如果法無明令則允許，可能會導致腐敗或者獨裁，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解放思想變成了打法律的擦邊球，最終可能導致“禁止的也敢幹”。最理性的策略是，“作為政府，沒有法律授權的都不可以幹，政府的權力時人民授予的；作為公民，沒有法律禁止的都可以幹。”總之，“仇和或者故意，或者不故意地曲解了法律精神”。
仇和的法無禁止即可授權官員去想去幹的論調，是一種“左”的思維，應該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及時予以制止。這種論調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出籠，無非是仇和制造劇場轟動效應的繼續，其目的無非是為自己撈取更多的政績。這種遊戲，有人用一個公式表述：“短期城市效果+長遠自身利益=官場遊戲”。這種官場遊戲，結局不大樂觀。“查查他曾經呆過的地方，給後任留下一堆難題。”
解放思想不是玩弄語言文字遊戲，不是標新立異，不是不問方向的“思想突圍”。仇和的“解放思想”論調是一種危險的信號，是在誤導昆明乃至各地的官員，應該受到批評。
劉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