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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離不開高遠的想象力

2016年05月16日 08:47:06 來源: 北京日報

    以我的陋見,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學生的想象力裝上翅膀,可以翱翔于學術、知識和思想的宇宙之中。在各學科中,歷史學尤其需要具有豐富的想象力。遺憾的是,一般人的看法,史學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位史學出身的雜志主編曾如此對我説)。這應該引起我們這些教史學者深思反省。此事要緊,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見解,看看過去關于史學與想象力的關係有些什麼看法,以及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史學無需想象力的看法素為非史學者所相信,錢鍾書曾半帶挖苦地説:“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在他看來,“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這是“它的藝術的責任”。簡言之,“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説詩歌、小説、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

    錢先生是讀集部書的大家,今日也有人在發掘其史學方法。然而集部書中究竟“文學”成分多些,曲傳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尤為錢先生最所擅長。不過,當年學了唯物史觀的郭沫若曾特別強調,他們的古代“批判”與胡適等人的國故“整理”不同:胡適等只要“實事求是”,他們卻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適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們的批判則要“知其所以然”。不論郭沫若對雙方的判斷是否準確,史學不僅“斷定已然”,更要探尋“所以然”,應當是不錯的。

    梁啟超的立場相對中立而偏史學,他説:文學和史學,看似關聯密切,其實兩者“各走不相同的方向。史學最重科學精神”,而純文學則“都是超科學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正因“文學家最重的是想象,神經太健康的人,必不易當文學家”。在梁啟超的時代,“科學”受尊仰的程度不輸于今日。梁氏自己也曾提倡小説革命,並寫過小説,後來則更多從事史學。以常人的眼光看,“神經太健康”而近于“科學”的人,恐怕太過無趣,卻正是一些史學中人和史學之外的人對史學的“想象”。

    換言之,説史學無需想象力,不一定是負面的看法,有些毋寧是正面的肯定。他們認為,史學是一門實證的學問,凡事能證實即可。不過,實證的基礎是史料,而實際遺留下來的史料,可能不過是原初材料的千百萬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説,研究近現代史的人,每覺史料汗牛充棟,常有被史料沒頂之感。然而真到了論證具體問題時,立刻産生“書到用時方恨少”之感。蓋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終面臨的常態,有此不足之感,則立言或能不失分寸;那些每覺史料充足而勇于立言者,除表明自身的膽大敢言外,也婉轉道出其尚未入流的消息。

    明確了史料不足是常態,就需要重新思考史學之所能了。根據史料以實證的方式“考定已然”,恐怕只是史學的第一步。孔子曾説:夏殷之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這裏所謂“徵”,一般的解釋就是以史料證實之意。但不足以證實的,也還能有所“言”。這一點至關緊要,可惜過去的人不夠重視。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余”,是慎言,而非不言。

    胡適就説:“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力。”前者用以“嚴格的評判史料”,近于科學;後者則偏于藝術。正因“史料總不會齊全的,往往有一段,無一段”。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靠史家的想象力來填補”。有時“史料所含的意義往往不顯露,這時候也須靠史家的想象力來解釋”。由此看,胡適並不滿足于“知其然”,郭沫若顯然誤解了他。

    最重要的是,不能因為史無明文,便以為實無其事。作曲者可以于無聲處表意,畫家可以不著筆墨而傳神,史家亦然。若因史料的空缺而主動“湮沒”一段歷史,歷史就真正被割斷了。後人了解歷史必須依靠史料,但不意味著存留的史料就是過去的全部歷史。用蒙思明的話説:高明的史家,“不僅能夠根據史料知道歷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歷史去知道那無史料留存部分的歷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別提倡從歷史記載的蛛絲馬跡尋覓往昔的真相,以連接那些可能割斷的歷史。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教授。欲知更多詳情,請參閱羅志田著《道大無外:校園與社會》)

【糾錯】 [責任編輯: 陳曉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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