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的哥”卡洛斯來説，生活前景並不樂觀。12年前那場金融浩劫歷歷在目，想著被銀行凍結的美元存款，卡洛斯仍隱隱心痛，而當前發生的一切，高通脹、流動性泛濫、政府赤字爆表……又那麼似曾相識。
　　“經濟危機是阿根廷的慢性病，十年就得來一回，我們已經習慣了。大多數阿根廷人都會儲蓄美元，因為不知道哪一天辛苦掙的工資就‘毛’了”，今年已經50歲、經歷過兩次國家經濟危機的卡洛斯無奈地説。
　　1989年，阿根廷經濟形勢惡化，通脹率高達5000%，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動蕩，時任總統阿方辛被迫提前交權；2001年，歷時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進入尾聲，私有化紅利耗盡之後，高達上千億美元的政府外債，讓這個號稱“新自由主義改革樣板”的國家再度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
　　有人説，崇尚消費和生活品質的阿根廷人只會享受繁榮而不會管理緊縮，但這只是表像。從10年前的那場危機到今天的危局，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此需要做個簡要的回顧：
　　經歷了兩年的經濟危機和四屆政府更疊後，“勝利陣線”候選人基什內爾在2003年最終當選阿根廷總統。這位左翼總統通過債務重組、鼓勵出口、擴大公共開支、刺激消費等方式重新激活阿根廷經濟，使之保持了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一切有個前提，高企的國際大豆價格和旺盛的國際農産品市場需求。
　　此後幾年，高經濟增長加上高福利政策，阿根廷左翼政府民意根基日漸穩固。2007年，基什內爾的妻子克裏斯蒂娜接過丈夫衣缽，繼續深化以高福利和國家幹預為特徵的“基什內爾模式”。然而，克裏斯蒂娜時運不濟，上臺不久便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這對一個經濟過度依賴農業出口的國家無疑是災難性的。更糟糕的是，危機期間重組的外債陸續到期，繁榮期政府又沒有做好足夠的逆周期政策儲備，多因素疊加導致國際收支和政府財政面臨巨大赤字。
　　經濟政策可以説收就收，但社會政策卻與選舉政治緊密關聯，有著巨大的慣性，任何緊縮性的調整都面臨來自選民的巨大壓力。沒有了強大的外部收入支援，要維持龐大的社會福利和公共開支，只能求助于政府發債、增加企業稅收或者轉動印鈔機了，其結果是企業稅負過重，通脹飆升，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生活成本增加，財富嚴重縮水……也就是人們近一年所看到的阿根廷經濟。
　　在阿根廷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卡魯加蒂看來，外儲不足和內部貨幣超發嚴重導致了阿根廷通脹，解決的途徑是開源節流：一方面要採取自律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減少財政赤字和貨幣超發，恢復央行穩定幣值的獨立職能，另一方面增強出口創匯能力，打破國際融資封鎖，為經濟輸送“美元血液”。“2015年大選臨近，削減政府開支意味著社會補貼政策受到影響，這對執政聯盟意味著政治風險，因此想辦法擴大出口創匯，尋求國際融資可能成為當前政府的優先政策選項”，卡魯加蒂説。
　　阿根廷政府近期的動向似乎也驗證了卡魯加蒂的判斷。經濟部採取措施迫使大豆出口商出清庫存結匯，同時重新啟動並增加小麥出口配額，經濟部部長基西略夫則親赴歐洲與巴黎俱樂部就債務重組進行談判，試圖為阿根廷重返國際融資市場打開通道。
　　然而，外部金融環境正在發生不利于阿根廷的變化。美國花旗銀行戰略分析師斯蒂芬英格蘭德認為，發達經濟體前景向好所帶來的利率上調和美元升值預期正在影響國際投資流向，而國際油價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正促使投資者從新興經濟體撤離。這些因素可能使阿根廷擴大出口、尋求國際融資的努力落空。
　　對于阿根廷未來經濟走向，烏拉圭共和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加布裏埃爾奧多內認為，國際投資轉向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將使阿根廷經濟放緩，由于對阿根廷政府危機管理能力缺乏信心，比索貶值壓力還會加大，經濟滯脹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強，雖不至于發生2002年那樣的金融危機，但是社會矛盾將在經濟日益惡化的背景下日漸突出。 (作者為新華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