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仙桃體操學校培養出了4名體操世界冠軍。這座小城也因此贏得了“體操之鄉”的稱號。很多孩子從4歲開始，就在這裡接受專業的體操訓練。在“舉國體制”的末端，體校、孩子、家長與城市構成了“體操效應”的傳導鏈。
練體操的孩子
楊樂與別的女孩不一樣。
她今年只有8歲，身高1米多一點。伸出手來，手掌卻是一層厚厚的繭子，摸起來硬硬的。最初是手上磨出水泡，破一次就長一層繭子。去年她代表仙桃市參加了湖北省幼兒體操比賽，取得跳馬第一、高低杠第四的成績。第一次比賽是在前年，她剛6歲，在全省比賽中取得高低杠第五名。同齡的孩子還未完成生命中第一份期末考卷，她已經站在了人生的賽場上。
楊樂開始練體操時只有3歲多，父親在電廠當司機，母親在紡織廠上班。還是很小的時候，家裏人發現楊樂好動。“兩歲的時候，我抱她出去玩，她自己能踩着轱轆爬到三輪車上。”奶奶段桂安對我們説。於是她被送到仙桃李小雙體操學校，開始專業訓練。去年春節後，8歲的楊樂被湖北體操隊選走。對於她的母校——仙桃李小雙體操學校來説，她成材了。
仙桃是個小城市，位於江漢平原腹地，距離武漢一個小時的車程，總人口150多萬，市區人口四五十萬。這座小城走出了4名體操世界冠軍——李大雙、李小雙、鄭李輝和楊威。參加了從1992年巴塞羅那到2008年北京16年間的5屆奧運會，共奪得6枚金牌(團體與個人)。體操成為這座城市最大的驕傲。
作為冠軍的母校，仙桃李小雙體操學校是城市的夢想之地。學校現在一共有120多名孩子學習訓練，年齡從4歲到9歲，分為學前班和小學1～3年級。學校實行“三集中”，孩子們在這裡集中訓練、學習和生活。學校有專門的文化課老師，教授語文、數學、音樂、美術、勞動技能和思想品德。每個寢室則有一名保育員，負責生活起居，洗澡洗衣。
“與田徑一樣，體操也是運動的‘母項’，訓練周期長，4歲就要進行啟蒙訓練。”體操學校總教練謝濤對我們説。與其他運動相比，體操比賽的年齡段也較低。按照動作難度，六七歲的孩子就可以參加丙組比賽，八九歲的孩子參加乙組比賽，十一二歲的孩子參加甲組比賽。按照一般的運動規律，體操運動員經過10年的基礎訓練後，技術水平就會飛躍上一個&階，且趨於穩定。優秀選手可以參加世界級的比賽，巔峰期可以維持8年。
對於9歲的姚遠來説，新的一天從清晨6點半開始。他是體操學校三年級的學生。起床洗漱後，孩子們開始做早操，然後早餐，8點鐘上4節文化課。11點半吃午飯，14點再上一節課，15點15分左右到體操房進行兩個小時的專業訓練。晚飯在17點半開始，然後由保育員帶回寢室洗澡，完成作業或者看電視，21點左右熄燈睡覺。學前班孩子們的訓練則安排在上午，下午學習文化課或者做游戲。
1000平方米的體操訓練房就在訓練館二樓，中間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紅旗的左右挂着4名冠軍的照片——李大雙、李小雙、楊威和鄭李輝。4個人手捧鮮花，胸前挂着金牌，微笑俯視着場下訓練的孩子。
楊玉林是姚遠的教練，在他看來，姚遠是有機會進入省隊的。當然這一切取決於他的比賽與訓練表現。姚遠6歲才來體校訓練，從訓練的角度看已經比較晚了，但由於刻苦，被楊玉林任命為隊長。楊玉林帶13個孩子訓練，年齡從6歲到9歲。上學期，他的隊裏還有16個孩子，春節後兩個孩子去了省隊，一個孩子轉學退出了訓練。
兩小時的訓練中，熱身與基礎訓練佔據了一大半的時間。包括1500米的慢跑，踢腿、壓腿與倒立。孩子們覺得最辛苦的是壓腿，也就是柔韌性練習。“腳尖膝蓋要繃直，在一條直線上。”楊玉林對着“劈叉”成一字的孩子們喊着。他們的小臉慢慢變紅，憋着氣堅持着。在李小雙體操學校裏，流傳着這樣一首兒歌：“男子漢，鐵打的，不好哭，做好漢，這樣老師才喜歡；學小雙，要流汗，將來做個英雄漢；拿金牌，奪冠軍，美名天下傳。”
“小孩子來訓練，最先做的就是‘開筋’。通過半年到1年的訓練，能夠劈叉成一字。”楊玉林對我們説。這是每名體操運動員貫穿始終的“童子功”，從入隊的第一天到退役，20多年每天風雨無阻。“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更多強調的是樂趣，讓孩子們在玩兒中練。”楊玉林説。每一位教練的口袋裏都會裝一些零食，獎勵那些堅持下來的孩子。
這一天楊玉林安排的技術訓練是“山羊全旋”。即在一個半米高的蘑菇狀圓墩上，借助雙手旋轉身體。這是一項基本的鞍馬動作訓練。“山羊全旋”是孩子們遇到的一個技術門檻。“正常情況下，前兩個月只能轉兩周。但是一旦數量超過3個，進步的速度就會很快，兩個星期就能做到10個。接下來，10～20個又是一個瓶頸期，要一兩個月的時間。”楊玉林説。
姚遠現在已經能做十幾個“山羊全旋”了，能雜耍一般地在原地連續空翻，並用倒立的方式繞着體操&“爬”一圈。這些花哨的動作會讓外面的孩子瞠目結舌，但只有姚遠自己才知道付出了多少。
體操房的樓下是一所普通的幼兒園。“老狼、老狼幾點了？”做游戲的聲音飄入窗內。另一群孩子則揮汗如雨地做著另一項“游戲”——體操。由於比賽競爭的日趨激烈，專業體操隊選材的年齡段也在下移。一般情況下，省體操隊每年會選走7～9歲的好苗子。所以，體校的課程只開到三年級，此後孩子們的人生開始分道揚鑣。
期望的閥值
在體操學校訓練的孩子，30%左右來自仙桃本地，其餘的則是周邊縣市甚至外省。每個學期，全托的學生交4500元的費用，包括訓練費、生活費等。孩子們大多來自普通家庭，公務員、工人、小商人佔多數。根據教練顏永平的經驗，絕大部分的優秀體操運動員，家庭都不會太富裕，“體操需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嬌生慣養的孩子很難成為優秀體操運動員，從來沒有”。
蔡新艷和老公拉着兒子來學校找教練。兒子陳建華今年6歲多，活潑好動，9月份就要上小學了。他們想讓教練看看，兒子練體操是否有前途。“我希望他能成為世界冠軍，我們孩子在運動上很有天賦。”蔡新艷看著墻上李小雙和楊威的照片自信地説。
蔡新艷是武漢人，老公是廣西人，此前他們一直在廣西玉林開髮廊。去年眼看兒子要上學了，夫妻倆決定關掉玉林的髮廊，一起回武漢，畢竟武漢的學校更好一些。“實際上，在武漢開髮廊還不如玉林生意好做，競爭太激烈了。但為了孩子也只能這樣了。”蔡新艷説。兒子生性好動，蔡新艷就把他送去練了一年跆拳道。陳建華在班上表現十分突出，於是蔡新艷就決定讓他在體育道路上發展一下。
仙桃市體育局副局長田華經常會接待這樣的家長，他曾經兼任體操學校的校長，不久前才退下來。他往往先對家長們潑一盆冷水——“冠軍只有一個，甚至不能期望每個來訓練的孩子都能成為專業運動員。”
很多家長希望把孩子送來後能夠每天來看訓練，甚至在附近租房子住可以陪着孩子。這樣的舉動並不被田華認同。“這樣的家長基本都會被我們勸走。一方面，我們不希望家長為了孩子失去太多，甚至放棄自己的工作和發展；另一方面，家長在身邊的話，孩子依賴性太強，生活習慣不容易統一，訓練的注意力也不集中。”田華告訴我們。
“成才率”是業餘體校的一項衡量指標，普通體校能達到10%已屬不易，而“國家體育人才後備基地”則被要求達到25%。對仙桃體操學校而言，“成才”的概唸有三種形式：進入各省的省體操隊，進入各體育學院，轉行練習跳水、健美操、技巧或雜技等相關項目。即使在啟蒙階段，競技體育的殘酷性就已表露無遺，註定要有八成以上的孩子與賽場無緣。而體操不過是他們幼年時代的一段磨煉和記憶。
“我會告訴家長在這裡能得到什麼。第一，是意志品質的訓練；第二，是獨立生活能力的提高；第三，是團隊意識的培養；第四，是身體素質的改善；第五，是與全市保持同步的文化課學習。”田華説，“這5點可以受用一輩子。最後才是體操專業訓練。”
已經去武漢省隊訓練的楊樂，仍舊佔據着家長生活的重心。奶奶和母親輪流，每隔兩周就會去武漢看她，每次都會住上幾天。以前楊樂是個膽小、嬌氣的女孩，周末訓練結束後，都要讓奶奶背回家。而現在，奶奶段桂安發現她變了很多：“今年春節只回家休息了4天。以前看電視要看到晚上23點多才睡，現在很能控制自己，每天晚上20點多就去睡了。”楊樂在省隊已經訓練了一年，基本站穩了腳跟。但段桂安此前還是做了另一手打算，她讓楊樂提前一年讀小學，這樣即使淘汰下來還有一年緩衝，不致耽誤學業。
由於生活條件的相對從容，體育也並非唯一的出路，家長們的期望開始多元化。但他們必須比其他家庭更早地權衡孩子的未來。
姚遠的父親是十堰市某鎮的公務員，母親在社區工作。父親也在猶豫着兒子的前途問題。再有幾個月三年級的課程就要結束，如果沒有進入專業隊，是否還要繼續？這時候放棄是不是太可惜了？同齡孩子尚在父母懷抱中被寵愛之時，他卻和兒子分開，這種代價是否需要成績的回報？而老姚現在唯一確信的是，不管怎樣，兒子的文化課是不能耽誤的。
王盛勤在安徽安慶做小生意，每兩個星期都要坐4個小時的班車去仙桃看兒子。他的兒子王震在體操學校讀一年級。“不管怎樣，練到二年級再看，如果有專業隊要，我們就全力支持，如果沒有，就回家專心讀書。”王盛勤説，“二年級是最後一個學期。”
冠軍啟蒙
家長們把孩子送到仙桃，衝的就是體操學校的冠軍招牌。
仙桃市原為沔陽縣，1986年撤縣建市，由湖北省直接管理。雖地處江漢平原，區內河湖縱橫，但歷史上沔陽並不富裕。“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主要原因在於此前水患未能根治，每到汛期，鄰近的漢江、長江洪水氾濫。
“我們仙桃這地方出來的孩子一般個頭都不高，身材比較勻稱，胸板厚實，手臂筆直有勁，協調性也好，這可是練體操的天賦條件。”顏永平告訴我們。
仙桃體操的起步，源於一名普通體育老師的努力。丁霞鵬，1932年出生，原籍荊門，1954年畢業於湖北省教師進修學校體育係後，就被分配到沔陽中學(現仙桃中學)當體育老師。他曾帶領學生獲得過荊州地區體操男女團體第二名。丁霞鵬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老師，能寫能畫，除了體育外，還先後教過俄語、美術，擔任過校團委書記和班主任。
1964年，因拒絕接受“兩個中國”，中國體操協會退出了國際體操聯合會。1966年“文革”後，體操運動成為“封資修”的代表被批判，體操訓練、比賽全部停止；運動員等級制度也從1966年起暫停執行。此時的丁霞鵬，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再加上“右派”的帽子，一直屬於“靠邊站”的角色，在前途上似乎看不到什麼希望。
“當時學校裏排練樣板戲。《沙家》、《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這些樣板戲中有很多翻跟鬥、上躥下跳的打鬥動作。”顏永平對我們回憶説，“1972年，丁老師就藉&排練樣板戲的名義，開始了體操訓練。”
最初的訓練條件非常艱苦，無場地、無器材、無經費。沒有墊子就在河灘上鋪上厚厚的稻草，他找漢江船廠的工人，用鋼管自製了單杠、雙杠、吊環和高低杠、平衡木。學校體育場的沙坑就是孩子們練習翻跟頭的地方。
就在仙桃的孩子們在河灘上摸爬滾打的時候，1971年，沉睡6年後，全國體操比賽在杭州恢復了。1972年，少年體操比賽恢復，樓雲、何秀敏等第四、五代運動員入隊。1973年，繼“乒乓外交”後，中國體操隊訪美，這是與西方體操來往的一個轉折點，基層體操也迎來了轉機。
隨着國家體育比賽的恢復，沔陽縣體委恢復了業餘體校，丁霞鵬的學校體操隊成為體校的體操班。1978年，縣政府撥款8萬元，丁霞鵬的體操班終於有了一個室內訓練的地方。
與此同時，中國體操運動員開始在國際賽場上大放異彩，體操終於回歸了公共視野，在國內掀起了一股體操熱潮。上世紀80年代中期，體操學校遍起皆是。體操的熱潮席捲到了江漢平原腹地，1980年，湖北省舉行第一次省運動會，體操比賽就安排在仙桃，同時省體操隊為備戰全國比賽也在仙桃集訓。縣體委門口有一個燈光球場，經常聚集着一群嬉戲的孩子。在一個夏日的傍晚，丁霞鵬穿過球場去廁所，卻被兩個小孩子所吸引：他們在球場上做著側手翻和空翻。丁霞鵬把兩個孩子叫過來仔細觀察，發現這對孿生兄弟的身體條件不錯：肩寬，胸厚，胳膊直，腿部的爆發力好。於是丁霞鵬就找他們的家長商量，把他倆收入體操隊。這兩個孩子就是李大雙、李小雙。
當時大雙、小雙剛剛7歲，卻十分能吃苦。丁霞鵬的助理教練顏永平回憶説，體操隊每天早上6點出早操，冬天下大雪，體操房路上的第一串腳印，一定是大雙、小雙兄弟踩出來的。
體操是一項全面的運動，在選材上，很難選到各方面都完美的苗子。很多身體條件是相互制約的。比如，力量好，則身體不夠柔軟；反之亦然。從行家的眼光來審視“兩雙”，他倆雖然腿部極有爆發力、奔跑的速度驚人，但也存在肩部的柔軟性差等不足。
因此，在“兩雙”的教學方案中必須進行針對性的苦練：“要以大雙小雙具有的優越條件——吃苦耐勞精神來克服先天的不足。肩的柔軟性差，實行多吊多壓多轉肩。”李小雙在仙桃三中作為名譽校友演講時曾回憶説：“縣體操隊教練將100多斤的體重壓在我的腿上，疼得我大汗淋漓，我就是這樣過了柔軟關。”
1983年，顏永平從一所幼兒園裏發現了一個“爬樹特別快”的孩子——鄭李輝。當時鄭李輝只有5歲，身體條件也有不足——手臂比較短，手掌比較小，還有點羅圈腿。但顏永平就是喜歡小孩子鎖緊眉頭的不服輸的勁頭。顏永平在1983年冬的一則訓練日記中寫道：“我發現單杠上有斑斑血跡，想，壞了，一定是隊員的手掌心磨破了。我立即喊停，要5個小隊員把手伸出來給我看，鄭李輝的手掌心已拉掉了一小塊皮，露出鮮紅的嫩肉。我問他疼不疼，他眼中含着淚，説疼。我問還練不練，他大聲喊，還練！後來我用碘酒給他消毒，小李輝痛得雙腳亂蹦亂跳、眼淚滿眼打轉，卻咬着牙，始終沒有哭出聲來。”
1985年，丁霞鵬的學生彭友平從荊州體校進修回來，跟隨老師一起進行體操教學。丁霞鵬讓彭友平自己組一個班，招六七個孩子，給一個月的時間。彭友平於是到市內的幼兒園、小學去找“苗子”。在一所幼兒園的教室裏，他發現了一個在課桌下玩得一臉灰的男孩。彭友平拿出隨身的皮尺量了一下身高臂長，驚奇地發現這個孩子兩臂展開比身高足足長了四五厘米。“我當時很高興，馬上想到他的力量條件很好，支撐點高。”彭友平回憶説。這個被彭友平當時就帶走的孩子就是楊威。
男子體操有6個項目：自由體操、鞍馬、吊環、跳馬、雙杠、單杠，除了自由體操和跳馬外，都需要強大的上肢力量完成。所以彭友平格外看重雙臂的力量條件。但楊威的雙腿卻存在缺陷，膝蓋和腳跟無法同時並攏，俗稱“馬腿”。正是這個原因使楊威大器晚成，直到1996年才正式進入湖北省隊。
舉國體制的縮影
中小學基層運動隊、業餘體校—重點業餘體校—體工隊層層銜接的訓練網，構成了體育“舉國體制”的人才鏈，強調“思想一盤棋，組織一條龍，訓練一貫制”。業餘體校是這條冠軍生産線的起點。
1972年，7歲半的彭友平被丁霞鵬選到仙桃市業餘體校體操班，按照國家規定的“運動灶”伙食補助標準，他一個月可以拿到6塊錢和6斤糧票。15歲時他代表湖北省參加全國比賽，拿到了跳馬亞軍，回來後，學校將他的生活補助從6塊錢調到了9塊。16歲時他代表家鄉出戰，再獲佳績，生活補助從9塊漲到了15塊，這是當時地方給予運動員生活補助的上限。彭友平説，當時父親月工資也僅有21元，自己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卻拿到了15元。
除了生活補助，那時候彭友平還從運動隊裏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個季節都發新衣，從外套到內衣，甚至到襪子，全都是發的”。17歲時，彭友平被保送到荊州市體育運動中專讀書，學費和生活費都由國家負擔，畢業後他回到仙桃業餘體校當教練。
李大雙、李小雙在仙桃的成長經歷幾乎是他的翻版。兄弟倆的父親是碼頭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爺爺在縣招待所食堂做飯，家庭生活拮據。“如果不是國家負擔，他們家恐怕都很難把兩個孩子帶出來。”彭友平説。楊威上體校的時候，學校已經開始收費，不過一個學期的學費也僅僅30塊錢。
在舉國體制下，國家為運動員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訓練條件。而另一方面，基層體育經費來源高度依賴於計劃手段和政府財政投入。中央與各級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和財政撥款對各級體育部門提供經費，包括各種行政費用、人員工資福利、國家與省市兩級專業運動隊的訓練比賽經費及運動員薪金福利、比賽場館建設經費等。仙桃處於這張舉國體制大網的末端。
1986年，仙桃撤縣建市，由沔陽縣改為仙桃市，並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第二年，張守國由潛江市調到仙桃市，任體委主任。他是仙桃人，也是丁霞鵬帶過的學生。
張守國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爭取“創建全國體育先進縣市”。除了要修建一個有400米跑道的田徑場、一個游泳池外，還要向省隊輸送5名人才。當時的仙桃體委只有10名工作人員，每年財政撥發的體育經費只有2萬元，其中8000元用於業餘體校。體校有3個專項班：體操、田徑和籃球。由於體操成績突出，可以從中分到5000元經費。但這筆錢要支付3名教練的工資，還要維持隊伍的運行，參賽費用都不夠，更談不上買器材。很長時期內，體操器材都是從省體工隊、國家體操隊一點點要來的。
最初的體操班沒有專門的校舍，在縣工人文化宮後的空地上建了簡易的練功房，借了籃球場看&封砌而成的幾間平房。教工就丁霞鵬和顏永平兩人。丁霞鵬任校長兼教練，顏永平任助理教練兼生活管理員。1993年夏天，省體委獎勵給仙桃體操學校一副天津産的平衡木。時任學校副校長的顏永平和教練謝濤到武昌火車站提貨。他們想為一根平衡木專程租車運回仙桃不合算，便盤算着租人力車由武昌拖到漢陽，再乘公共汽車運回仙桃，因平衡木超長，交警不讓人力車過長江大橋，他們一咬牙，頂着烈日，硬是用肩膀將50多公斤重的平衡木從武昌扛到了漢陽，搬上了長途汽車。
張守國要考慮的，是如何在舉國體制下爭取更多的資源，形成基層體育發展的良性循環。但無論對競技體育還是地方體育，成績都是最具決定性的要素。有了成績才有談條件的本錢。
張守國回憶説，1989年湖北省曾經考慮將體操項目解散，轉為技巧項目。“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急了。仿佛已經種了好多年的菜，眼看收穫了，突然説不許賣了。”張守國説。恰好這一年，武漢市將李小雙借走，參加第一屆城市運動會。在比賽中，李小雙獲得了金牌。這讓湖北體操看到了希望。在第二年的北京亞運會中，李小雙奪得了自由體操和男子團體兩塊金牌。
借助李小雙兄弟的影響，張守國開始為仙桃體操發展爭取項目和資金。“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連續3年往北京找體委匯報工作爭取支持，全國體操賽在南昌、許昌、花縣舉辦，我每次都去，見到主管領導就説仙桃體操的事情。”張守國告訴我們。
1991年張守國為仙桃爭取舉辦了“全國體育教練培訓班”，“這次培訓班第一次讓全國體操界了解了仙桃，和全國體操界的朋友聯絡了感情”。1992年，仙桃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大賽——全國少兒體操比賽分區賽。“我們決心要大搞，我們向市裏申請了30萬元的經費來修體育場的看&，還向仙桃的企業界集資70多萬元。我們把小雙請回來，在開幕式上搞了市裏的頒獎大會，還搞了飛機跳傘儀式，入場式規模非常大。很多搞體操的都説，像這麼大規模的體操比賽還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在體育場裏搞開幕式啊。”張守國對此記憶猶新。
為了和國家體操隊保持關係，“每次有大賽或者出差我們都和市裏領導去北京看望我們的隊員，和教練、領導溝通感情。體委體操隊的領導都説，我們仙桃是和他們&&最緊密的”。張守國説：“仙桃體操有今天，沒有省裏、國家體操隊的扶持是不可能的。”
1992、1996年李小雙連續兩屆奧運會獲得金牌。有了冠軍和項目，爭取資金也更容易了。“國家體委給湖北撥付體育經費，會專門註明有一筆錢是付給仙桃的，這是很少見的情況。”張守國説。1997年體操班獨立出來，成為專門的體操學校，並聘請文化教師，形成從幼兒園到小學三年級的全托教學訓練體系。
1996年，時任體委主任伍紹祖來仙桃考察，看到訓練條件比較陳舊。當時市委副書記楊先枝承諾規劃170畝土地，用於建設新的體育局大樓、新體育館和體操學校的校舍。2001年體育局依靠體彩積累的370萬元及借款，共計800萬元興建了新的大樓和體操房、教室和宿舍，形成了現在的規模。同時，體操學校更名為李小雙體操學校。“新學校建好後，國家體育總局贈送了我們三批設備，有一次拉了三輛大卡車。”顏永平興奮地説。
城市效應
對於這座小城來説，體操是一件具有公共效應和對外影響力的“大事件”。
與其他地方政府一樣，仙桃對於奧運冠軍也有着特殊的照顧和獎勵。李小雙兄弟的姐姐先是被照顧當上公交車售票員，後來又被安排到自來水廠當工人。楊威的姐姐下崗後去了物價局當會計，鄭李輝的弟弟被照顧去開一個電腦體育彩票銷售點，和他一起的還有楊威的姐夫。
1992年李小雙首奪奧運冠軍後，政府獎勵給李家兩萬元，這筆費用由本市一家毛毯廠贊助。1996年，李小雙在亞特蘭大奧運會奪金後，仙桃市政府獎勵給他一套300平方米的別墅。2000年楊威、鄭李輝獲得悉尼奧運會團體冠軍後也分別得到了別墅。
另一方面，冠軍也給這座普通的城市帶來了發展的題材與效應。
1992年李小雙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上獲得兩枚金牌。這一年仙桃第一次成為全國經濟百強縣。張守國回憶説：“市裏在北京搞新聞發布會，在人民大會堂打出的橫幅是‘奧運冠軍李小雙家鄉人民向首都人民問好’，效果很好。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把仙桃和體操結合起來。”2000年3月，國家體操運動管理中心向仙桃贈送了原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書寫的“中國仙桃體操之鄉”牌匾。此後“體操之鄉”成為仙桃最重要的一張名片。
2004年10月，仙桃舉辦了首屆國際體操節，為當地招商引資21億元，涉及60個項目。由於經濟效益突出，湖北省獎勵了體操學校80萬元，國家體育總局又下撥了70萬元。2005年，湖北省前往香港舉行招商活動。最初仙桃的招商展&並不被關注。市政府把李小雙、李大雙、楊威、鄭李輝4位世錦賽、奧運會冠軍請到香港做形象大使，馬上吸引了大批香港媒體的關注。最後簽下了29個項目，涉及總投資額近30億元。
去年，在仙桃市編制的“十二五”規劃中，計劃建設“中國體操之鄉體育運動中心”。仙桃市體育局副局長王明華介紹説，“體育中心”包括一座4萬～6萬人的體育場，體操學校的訓練館與校舍，羽毛球、乒乓球訓練中心。這個計劃目前已經上報國家發改委。王明華説：“目前仙桃還沒有一座足球場和大型運動場地，這與城市發展是不相符的。”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仙桃體操學校的學生一度達到了200人。家長們希望通過學校實現他們子女的冠軍夢想，時任校長田華也希望能夠借此推廣體操運動，增加體操人口。但學校的接納能力還無法達到擴招的要求，學生的增加，意味着教練、保育員的增加與場館規模的擴大。儘管今日條件已經有了很大改觀，2009年後體操學校每年可獲得各類經費約50萬元，但這筆費用也只夠學校運轉與器材購買。幾年前，學校要修建一座3層的食堂樓，為了80萬元的資金還要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在這種情況下，體操學校的資源還是優先傾向於有專業前途的孩子。”田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