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説，口音標籤和隨之而來晦暗未明的地域奚落司空見慣。

    有比俄羅斯總統普京離婚更吸引眼球的八卦嗎？有！普京的英文演講。
    這是普京支持葉卡捷琳堡申辦2020年世博會錄製的一次講話，光是在Youtube上就得到了上千萬的點擊率。人們瞬間拋下對他離婚原因的諸多疑問，以及窺視其隱私的無窮動力，轉而關注起他的英文演講——從陰謀論角度，這的確是一次成功的危機公關。
    回到普京的英文本身，儘管這不是總統先生第一回秀英語，但卻是他所有英文講話中最歡樂的一次。他依然是那副精心維護的硬漢形象，銳利的眼神和不時揮動的僵硬手臂，在闡釋俄羅斯參與世博會的歷史久遠，卻非常可惜地從未有機會舉辦時，他的表情更像是嚼了一塊太妃糖一樣生硬。如果你把聲音關掉光看他的肢體和面部，那麼他下一個動作是迅速摘下墻上的獵槍定點射擊，估計也不會有什麼違和感。
    問題的關鍵出在他那口濃重的斯拉伕腔英文上。他的英文可沒有德語那麼順溜，在列寧格勒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就開始學習德語了。後來被克格勃選中，蘇聯時期曾經以外交官的身份在蘇聯駐德國大使館工作多年。
    普京開始學英語是在他擔任俄羅斯總統以後的事了。普京上任不久，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訪問俄羅斯，普京在莫斯科的一個餐館宴請這位年齡與他相當的歐洲大國首腦，就是在這次晚宴上，普京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正在學習英語。
    可惜沒有更好的語言環境，也沒有潛伏暴露的壓力，總統先生和他眾多的東歐俄語區同鄉一樣，大舌音攪在每個尾音裏，染上了濃得化不開的斯拉伕腔。不過，這種腔調本身並不讓人討厭，要不然美劇《破産姐妹》裏東歐來的廚子Oleg　和他的掮客老相好Sophie怎麼會有那麼多熱愛他們口音的粉絲。

    階層和口音

    從字面意義上，口音（accent）是同種語言裏與社會團體、地域或階級相關的特有發聲方式。語言從來都是政治的，雖然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特定口音，但在某些語言中也有所謂的標準口音之説，不過，這些標準語音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為的創造。用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語言與象徵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的專業闡釋，即標準口音語言是一個差異的系統，是在詮釋社會事實的社會性差別、層級體系以及分化等共同構成的網狀結構中被生産和再生産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口音的審美或是正誤判斷，依據的是社會標準而不是語言學標準。
    正是因為口音這種社會建構性，一切口音都有可能因為接受群體經驗的不同而得到認可或者受到詆毀。19世紀的俄羅斯貴族，都講究要萬里迢迢去法國，學一口硬邦邦的巴黎貴族口音，才有臉面回莫斯科或彼得堡，而一切又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顛了倒，一口俄羅斯口音在傲慢的巴黎社交圈變成了身份的象徵，十月革命期間逃亡到巴黎的俄羅斯貴族難民，不僅帶來了縫在斗篷、靴子裏的“沉重”珠寶金幣，那些隱藏在奢靡裏神秘而又悲慘的身世故事也令當時整個上流社會興奮不已，他們馬上接納了“俄羅斯皇家時尚第一人”葉卡捷琳娜女皇為時尚idol，而夾雜着斯拉伕口音的法語，與人溝通時誇張的手勢也成為流行的表達方式。
    當價值觀無限向經濟實力靠攏，口音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上流社會媚俗的工具。如果要説世界上對於口音這件事最為偏執，並且可以幾百年如一日，最大限度不向金錢低頭的，恐怕只有英國人了。
    劇作家蕭伯納的《賣花女》改編成電影后由赫本主演，講一個賣花的底層少女通過學習貴族的口音偽裝進入上流社會。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英國人一開口説話，就會激起另一個英國人的妒恨或鄙夷之情。”
    現代的英國仍舊是一個階級負擔沉重的社會，這不能説是一種壞的形式，至少也稱不上積極。 口音在英國人的社會生活中有其獨特的地位，他們相信，你很難從一個人相貌判別他的出身、籍貫和階級背景，但是卻可以從他的口音聽出這一切。一個人的口音等於向世人詔告他的出身背景，包括他的成長環境、教育程度乃至他的社會階層。
    拿口音説事，早就跳出了社交圈沙龍裏的游戲範疇。事實上，英國的社會階層分化的確由口音而起。Received　Pronunciation是公認發音的標準英語，它最初的作用並不是促進溝通，而是作為一種“貴族音”將一小部分上流社會的人和別人區隔開來。只有三種人講 RP：皇族、BBC的播音員和從小在私立寄宿學校受教育的人，而其中皇族講的RP又和後兩種有一點兒不同，被稱為“Queen's　Accent”。
    説RP口音的人，給人的典型印像是良好的出身背景和教育程度。同樣的，一些口音，可以在開口的第一秒，就使人覺得你是沒文化的土包子。 這種“工人階級”口音裏，比較知名和有影響力的是Cockney。這是一種倫敦工薪階級所使用的口音，最著名的口音持有人，恐怕就是貝克漢姆了。Cockney雖然被打上負面烙印，但它同時也帶着鮮明的反抗上流社會的意味，年輕人非常熱衷於模仿一些這種口音以彰顯個性。
    現在，操一口純正RP口音的人少之又少，如果非要這麼講話，也只會被人看成矯揉造作扮上流。RP的式微是語言進化中一個悖論，貴族口音的核心是強調區別，最終卻因為沒有促進交流而瀕臨淘汰。
    德國慕尼黑大學以語言學家喬納森哈林頓為首的研究團隊研究了英國伊麗莎白二世即位起50年來聖誕演説中的元音發音，女王不再操一口標準的“女王英語”，而是染上了社會階層相對較低的人的一口倫敦音。哈林頓認為，這種變化其實是英國過去50餘年社會階級結構變化的一種折射。
    雖然女王本人可能或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發音已經有所變化，但她卻非常敏感地留意到王室一些年輕成員的口音變化。史學家兼王室自傳家肯尼思羅斯兩三年前與女王一起喝茶時，女王告訴他自己的孫輩有倫敦口音，就連安妮公主與愛德華王子也是如此。
    美國語言學家拉波夫在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了口音的階層變體的概念，由階層、個人、職業、性別等社會因素所引起的語言變異，就是語言的社會變體。而階層變體是其中最早被研究的一種。
    社會語言學家將貝克漢姆夫妻定成了研究對象，這對夫婦行事風格沒有一般英國人那般刻板。他們分析了Youtube網站上載有的這對名人夫婦自2007年以來接受採訪的錄像，區別顯而易見，貝克哈姆自成名後，講話中英格蘭東南和倫敦東城勞工階級所慣用的一些土語發音開始逐漸消失；而從小在倫敦以東埃塞克斯郡長大、混跡在時尚圈的維多利亞，更加主動地順從了這種強勢口音的馴化。

    口音的偏見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説，口音標籤和隨之而來晦暗未明的地域奚落司空見慣。如果你不懂這種符號化的具象意義，最好的參照樣本便是每年春節聯歡晚會上各種語言類節目。上海口音通常出自小裏小氣的精瘦男子，山東口音則經常出現在表現部隊生活的小品裏面，河南口音多半是在火車站候車室裏面的農民工代表。東北口音的代表是趙本山，基本是農村人大大咧咧的自我嘲諷，正好切中庶民精神復興的要害得以流行全國。與此同時，口音的雙重矛盾性在東北口音裏也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並非沒有社會學依據，BBC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發聲調查，只有兩個參數，聲望（Prestige）和吸引力（At-tractiveness），南愛爾蘭口音和加勒比口音被普遍認為是聲望低而吸引力強，通俗點解釋，這意味着你會想和他（她）去酒吧但絕不會雇傭他（她），相反，倫敦或德國口音則是信譽好聲望高卻非常無趣。把這個問題換成中文口音，估計在絕大多數人的認知裏，東北口音屬於第一種。
    廣東口音最微妙，二十幾年前的廣東模式，代表着生活水準上的絕對領先，你翻看那幾年的節目，各路出身東北的小品演員無一例外地梳着油頭，拖長了音説廣東普通話扮港商，而最近幾年流行的橋段，説廣東口音的角色不是詐騙犯，最後也是被奚落的下場——中國式的口音偏見固然與各地區的傳統、文化差異有關係，不過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經濟發展水平，而高速發展時期地區發展差距的不確定性，以及社會流動帶來的對資源配置的無序性，都讓這種偏見變得圓滑又刻薄。
    口音很多時候其實是策略。主持人李湘，則像條變色龍，主持湖南衛視，是嗲嗲的港&腔，到了北京&的《每日文娛播報》，卻字正腔圓，完全不是同一人。都是娛樂節目，居然有如此大的區別。再説何炅，能在北外當阿拉伯語老師，估計説一口正統播音腔並非難事，但誰讓人家主持的是《歡樂大本營》呢？
    娛樂圈、時尚界這等魚龍混雜的地方絕對是社會語言學最值得研究的領域。May的職業是藝人宣傳，副業是餐廳合夥人。她的原名是什麼，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她原來名字裏帶個“妹”字，這種事她會告訴你嗎？除非混到“張惠妹”。如果有不識相的問起來，最多害羞地回答，人家是5月出生的。May是東北人，15歲藝校畢業之後就到北京闖蕩，最早做酒吧駐唱，住過北漂標準的地下室，也和天后一樣，天天早上胡同裏倒馬桶。他們那撥子野模和駐唱，和所有來自經濟弱勢地區的人一樣，一旦進入國際大都市，首先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變自己的口音。May對於對抗危機感和地緣壓力有天生的智慧，語言也很有天賦，跟着胡同裏的少年混，掐了煙屁股利索接一句京罵，一口北京話流利得卸了粧就可以頂班公交售票員。
    娛樂圈的社交圈子説開放實則保守，口音其實也只容得下那幾個腔調，甜膩的港&腔，略帶傲嬌的京腔，標準普通話，至多再加上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普通話，對那英可以例外，苞米馇子味姑且不究，這叫一姐范兒。
    不過，扯着嗓子搖滾的自由胡同青年早就成了明日黃花，大張偉不唱歌跑去當綜藝咖了，連混到了國際巨星的位子也不好輕易露出一絲胡同味兒，北京南城口音在與北城口音的角力中落敗，一不小心就會被説成是胡同串子。港&腔也好不到哪，文化的發達程度終究仰賴於經濟，眾所周知，粵語文化，包括台灣流行文化的勢頭在這些年已經削弱了很多。
    May看得很清楚。“現在內地娛樂圈的形勢簡單總結，二三流藝人説港&腔，代表嘛，就是選秀出來的那班。能紅的很少，但至少不出錯。”她帶的那個湖南藝人也不例外，平時一口港&腔，唱歌的時候又變成咬字不清的ABC，“一線藝人喜歡自詡文化正統，説標準普通話。剩下口音實在太重又不機靈的，只能當諧星，要不就窩在地方檯混。”
    倒是那些港&藝人，開始卷着舌頭説普通話了。謝霆鋒説普通話努力是出了名的，香港小報酸溜溜地稱他的口音叫“北京國語”，最近拍了《中國合夥人》的香港導演陳可辛也是一個。聽他用國語接受採訪，會發現在那揮之不去的廣東話口音之中，偶爾有幾個字咬得特別用力，音發得特別標準，聽來反而叫人更覺突兀不協調——這些字不正是他們在當下的娛樂圈風向底下力爭上游的結果跟痕跡。
    口音的對抗與消彌往往發生在相近或同一文化體系內，舉個例子，説中文的人不會覺得愛爾蘭口音有多粗鄙，伯明翰口音又有多拿不上&面，但我們會瞧不起印度人説英文的口音，乃至新加坡的南洋英文也不怎麼樣。更重要的是，在同一地域的多種口音之爭往往存在着某種政治經濟關係與權力消漲，如香港音與廣府音對粵語標準音的爭奪。文藝作品與公共空間從來很喜歡表達這種紛爭，在似是而非之間尋找笑料，卻意外地能在不同語言體系中達成寬容。
    因此，在美國生活的張超反倒是放開了。“我記得剛來美國的時候，感覺講話有口音像是犯罪一樣。”她説，特別是説着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口音，時間久了也感覺沒什麼了，只要不影響溝通，有點口音反而能顯出你母文化的魅力與真切，“因為這代表你能把英語作為第二外語，卻也説得那麼好”。
    只是，口音生物鏈卻沒有失去作用，法語、德語口音的英文最有異域風情，中文的行情也不錯。口音的是非曲直，恐怕永遠是商業的意義大於語言學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