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被認為是中國未來10年擴內需保增長的一個重大戰略，借著這股 “東風”，不少地方把本地經濟增長、財政增收、就業增加乃至幹部升遷的“寶”都押在新型城鎮化上，從而在現實中演繹出河南濟源這個荒唐變形的城鎮化版本。
　　河南濟源這個在2007年城鎮化率還只有40.1%的城市，到2011年就躍升至51.4%，4年上升11個百分點，去年再升至53%，並計劃到2015年，城鎮化率達到60%，形成所謂城鄉空間布局進一步優化，層次清晰、核心突出、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體係。
　　為了這個規劃目標的實現，濟源市去冬以來，在城市周邊的11個村莊開始“大拆大建”：4天時間測量所有房屋，7天時間與絕大部分居民簽訂拆遷協議，10天時間使搬遷和拆遷工作“大頭落地”……如果不配合政府的拆遷工作，就要面臨手段繁多的 “懲罰”。《每日經濟新聞》的有關報道，讓我們看到，當一個城市陷入“城鎮化”的“迷狂”時，會産生怎樣可怕的後果。
　　在濟源這個“荒唐的”城鎮化案例中，反映了地方領導一種膨脹的城鎮化心態，而這種心態，又取決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它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農民的房屋産權，沒有絲毫的尊重。
    産權意識是一個現代政府應有的基本意識。保護産權也是現代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責。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以産權的明晰為前提和基本條件的。中國這麼多年來發展市場經濟的一大成果，就是賦予了人們財産權，並對産權有了初步的尊重。
　　但是，在濟源市，這種産權意識基本缺席。為了一個所謂城鎮化的宏偉目標，政府對農民的房子，在未經房屋主人的同意下，就敢拆掉，哪怕是剛蓋不久的新房。不過，説他們沒有産權意識，又似乎“冤枉”了，因為他們知道逼農民簽 “拆遷協議”，有了這個協議，在法律上就是 “拆遷”的合法證據。
　　以城鎮化為例，地方政府熱衷于大拆大建，盲目追求城市的擴張，而無視城市中人的基本尊嚴和財産權利，甚至都不是為了經濟發展這種堂而皇之的目標，而是為了這“大拆大建”背後的利益。這才是某些地方官員追求所謂城鎮化的真實動機和動力。他們能夠做到這一步，當然是因為大權在握，且不受監督和制約。從而，城鎮化也就異化成了在當地政府主導下的一種非理性的造城運動，它把農民趕進城或趕上樓，剝奪農民參與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權；又驅使農民幹最臟、最累的活，這就造成對農民的雙重傷害。
　　由此可見，對于當地的官員來説，還需補上基本的權利觀念、財産觀念一課。中央為什麼強調新型城鎮化？就是怕城鎮化的熱潮一起，很多地方又拍腦袋，重走過去的城鎮化之路。習慣是非常強大的，何況習慣背後還包含著豐厚的利益。
　　新型城鎮化之新，“新”在人是根本，即城鎮化真正要以人為本，圍繞城市的一切，都以人的福利和權利為最大化。涉及農民的房屋、土地等財産權問題，真正要同農民協商，取得他們的同意才行。做到這一點，必須提高農民的博弈能力，同時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
　　在不少地方，濟源城鎮化的模式已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長此下去，會帶來一係列嚴重後果，現在到了必須改變的歷史關口。
　　地方政府通過廉價徵收農民土地，改變其用途，佔有土地增值後的大部分收益，並用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擴張城市規模，甚至解決政府的財政虧空。在這一過程中，農民所得甚少，不能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享自己應得的收益，使得城鄉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同時，也造成農村消費始終在一個低水平徘徊，無法有效擴大內需。
　　要在城鎮化的發展中不犧牲農民的土地財産權，首先各級政府必須對這種依靠“土地紅利”，通過廉價佔用土地來降低城市和工業擴張成本的發展方式的危害，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理念不改變，很難改變既有的發展慣性。當然，僅有理念改變不夠，還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最後，改革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體制，給地方以穩定的稅源，客觀上減少基層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無論如何，建立合理的徵地補償和利益分享機制，是保護農民土地財産權的關鍵。在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後，對于農村的下一步改革，必須以保護農民權益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