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助民辦”或者“公辦公助”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學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徑。倡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關鍵在于要厘清責任邊界，解決經費的來源和分攤原則，而不應成為加劇企業成本的責任轉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綁，措施創新才會有正當性和合理性。

　　暑假即將結束，假期裏孩子怎麼帶讓很多上班族費盡了腦筋。近日，上海市總工會發布了《上海“職工親子工作室”設置及管理辦法》。上海市總工會指導68家企事業單位建立了“職工親子工作室”，開展職工子女的晚托、暑托、寒托等各類形式的托育服務，以期解決孩子沒人帶的大難題。

　　雙職工家庭的“朝九晚五”，加上居高不下的保姆費，以及二孩政策激活的生育熱情，導致幼兒園、托兒所等學前教育嚴重不足。北師大教授龐麗娟曾表示，五年來，盡管全國公辦園增加了1.7萬所，但總體佔比僅33%，仍有約1/3的適齡兒童沒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城市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的比例偏低，入公辦園難、入普惠性民辦園難、流動人口子女“入園難”等問題仍未根本解決。 原本學前教育的資源就嚴重不足，二胎放開之後將會進一步導致情況的惡化。

　　鼓勵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以實現“帶娃上班”的繁榮景象，一度是“單位化管理”體係下的一種福利。同時，從緩解公共投入不足，充分發揮民間和社會參與的力量，共同解決學前教育的瓶頸問題，有“社會事社會解決”的意味。不過，“帶娃上班”若不能解決公共屬性和責任兜底的前提，則容易成為一種負擔轉嫁，並形成新的社會矛盾。

　　從上海等地試點來看，“帶娃上班”的制度設計善意，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經費誰來負擔”的問題。一位工會負責人透露，僅僅是一個短期暑托班，各種費用就要2萬元。而像滬江網那樣的“寶寶房”，公司每年要投入數十萬元運營費。很顯然，如果這些費用全由企業和單位來承擔，注定難以持續。必然要建立一種“誰受益，誰負擔”的責權分攤體係，否則“帶娃上班”就會形成影響面極大的“抽血效應”。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涉及企業稅費的種類超過10種，包括附加稅費、維護建設費、教育附加費、保障費、防洪費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項目。從總體上看，企業負擔本來就相當沉重，盈利能力弱，一些企業甚至處于虧損階段。再加上經濟下行相對嚴重，去産能、調結構的大背景下，一些企業生存狀況十分艱難，自身供血尚且不足，若再抽血則會雪上加霜。在減稅讓利成為主題的當下，鼓勵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以“帶娃上班”緩解學前教育壓力，解決家長們的後顧之憂，就容易形成新的運營成本，讓企業的生存環境更為惡劣，不利于其加快轉型升級。

　　此外，解決學前教育壓力和職工的後顧之憂，是一項公共責任而非企業義務，具有道德的倡導性卻沒有強制力。一方面，從法律上講，解決學前資源緊張和實現全社會參與，確實離不開市場主體的參與，不過參與並不代表包辦，更不能成為負擔的轉嫁。屬于公共責任的應由公共財政負擔，屬于家庭責任的也不能成為福利追加。另一方面，學前教育與企業的運營本沒有絕對的關聯，企事業單位並沒有為此負責的優先義務。在運作模式上可以實行“服務外包”，以“政府搭臺，企業唱戲”作為長效機制，解決了經費來源和公共責任問題，“帶娃上班”才會實現共贏。

　　再從專業性、市場化的角度講，術業有專攻，可由市場其他專業機構解決的問題，則不必讓其回歸于“單位屬性”和“公家功能”。“公助民辦”或者“公辦公助”才是終極出路，也是從根本上解決學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徑。倡導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關鍵在于要厘清責任邊界，解決經費的來源和分攤原則，而不應成為加劇企業成本的責任轉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綁，措施創新才會有正當性和合理性。（本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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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安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