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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華工:跨越百年的告慰
2018-11-11 10:36:19 來源: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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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濟南11月11日電  題:一戰華工:跨越百年的告慰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鄧衛華 王陽 應強

  100年前的“雙十一”,一份停戰協定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雷道車站的福煦車廂裏簽訂,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鮮為人知的是,在硝煙散去的西線戰場上,仍有約14萬中國勞工繼續留下清理戰場、掩埋屍骨,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連日來,當年“華工軍團”的後裔們來到先輩曾經奮戰過的歐洲,與當地官員、軍人、民眾、華人華僑一起拜謁華工墓地,紀念那一段值得銘刻的歷史,告慰那些文明的使者、無畏的勇士,為他們偉大的功績正名。

  遲到的紀念

  號角深沉,士兵敬禮,眾人默哀。60歲的程玲和57歲的馬京東一起將“CLC(Chinese Labour Corps,中國勞工軍團)”字母形狀的白色花圈敬獻于華工墓地中,並將來自中國的煙酒糖茶等祭品擺放在墓碑前。

  這是程玲第三次來到歐洲,她前兩次的行程都是為了給爺爺畢粹德掃墓。對于她和她的家族,為了找到畢粹德的墓地,他們花費了整整90年。

  “我的爺爺原本生活在山東省萊蕪市牛泉鎮一個平靜的小村子——上峪村裏。我們村裏去了11人,只有爺爺沒有回來。”程玲告訴記者,畢粹德沒有留下照片或畫像,唯一的紀念就是同村人帶回來的一枚華工勳章。

  勳章上一位勇士手執短劍,腳跨駿馬,馬蹄下踩著一個骷髏。勳章的側面有一個編號:97237,這是勞工畢粹德的代稱。

  根據當時中國政府的“以工代兵”計劃,從1914年7月28日一戰爆發,到1918年11月11日戰爭結束,英、法等國共從山東、河北、江蘇、天津等地招募了14萬華工進行艱辛的戰勤工作,其中有近七成來自山東。

  程玲的父親去世後,心中記挂著父親想為爺爺掃墓的遺願,她開始想盡各種辦法,既讓留學歐洲的女兒繼續聯繫,自己又在山東當地報紙刊文表達自己的願望。

  讓程玲和家人沒有想到的是,親筆寫下的文章最終成全了家族的夢想。讀到這篇文章的張捷哈是老華工張長松的第10個兒子,他的華工父親一戰結束後留在了法國。“他看到我寫的文章十分感動,給原法國總理拉法蘭寫信,促成了我們這次法國之行。”程玲説。

  2008年一戰結束9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女兒終于找到了畢粹德長眠于法國索姆省博朗古村的華工墓地。

  “法國、比利時多地樹起了華工雕像,紀念華工成為西方反思一戰的一部分;國內關于華工的研究和紀念活動也逐漸增多起來。以往我們紀念爺爺僅限于家族內部,西方的認可、國內的關注,是對一戰華工日漸覺醒的尊重,是一份遲到的紀念。”馬京東説。

  文明的征程

  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城郊,馬京東臨去歐洲前,拿出爺爺留下的《遊歐雜志》反覆溫習,這是華工馬春苓歸國後的珍貴記錄。

  1917年10月,臨朐縣胡梅澗村村民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報名參加英國招募華工活動。按照《招工合同》,工人們不但每月可以領到12塊大洋,他們在中國的家屬每月還有10塊大洋的養家費。這對于那時普通中國人來説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香港大學歷史係教授徐國琦是常年研究一戰華工的權威專家。他介紹,華工主要來自農村,許多人目不識丁、淳樸老實、任勞任怨,渴望能幫助家人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馬春苓的目的與眾不同,作為一名鄉村教師,他去歐洲不僅是為了掙錢,也是為了圓自己的“環遊之志”。同為鄉村教師的華工孫幹來自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域城鎮和尚房村,在他8萬多字的《歐戰華工記》中清晰地表達了他遊歷歐洲、考察教育的初衷。

  孫光隆曾與爺爺孫幹一起生活多年,他介紹説:“華工們在歐洲戰場從事多種多樣的工作:挖戰壕,修鐵路,裝卸貨物,在火藥廠、兵工廠、化工廠和造紙廠等地方工作,有的華工甚至成為修理坦克飛機的熟練工。”

  許多為英軍服務的華工在法國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為法軍服務的中國人則工作到了1922年。徐國琦説,可以確信,由于敵軍炮火、瘟疫和傷病,至少有3000名中國人在歐洲或是去歐洲的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據上峪村華工後裔回憶,程玲的爺爺畢粹德就是戰後在野外做飯時被殘留的炸彈炸死的。

  “英國、法國的軍隊指揮官非常讚賞華工,説他們的效率是外國勞動者裏最高的,能吃苦、不鬧事,所以軍隊非常歡迎他們。”英文書籍《中國勞工軍團》作者馬克·奧尼爾告訴記者。他的祖父曾是“華工軍團”裏的一名英國軍官。

  歸來的回響

  在歷史學家看來,14萬一戰華工不僅僅是付出汗水和鮮血的戰場苦力,更是規模巨大的文明使者。

  “爺爺利用工作間隙考察歐洲教育,從歐洲回來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救國思想。”孫光隆介紹,孫幹1919年回村後,為了開化民智,教學之余,在趕集的山道上擺攤,教往來路人識字,和妻子自費創辦了博山第一所鄉村女子學校,廣受村民歡迎。

  旅歐不僅開闊了他們作為教育者的眼界,回國後他們展現出的愛國主義情懷也令人稱讚。馬春苓送自己18歲的長子馬傳宗參軍報國,三年後兒子犧牲在淮海戰役戰場上;1937年,日本人佔領博山,時任小學校長的孫幹拒絕出任博山縣維持會長,毅然投奔沂源解放區,參加了共産黨的抗日救亡工作。

  “因為華工,中國讓英法等國免于人力資源破産的風險,參與拯救西方文明,向世界展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願景和能力。同時,中國由此可以向德國宣戰,名正言順地成為一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主持中國公道。”徐國琦説。

  “我們可以把華工視為我們共同的祖先,我們如今去尋找他們曾走過的路途時,就好像走上一條‘尋根’之路。”比利時知名漢學家、西佛蘭德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馮浩烈説。(參與採寫:王子辰、王歡、李永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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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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