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重生記

　　2016年5月25日,工作人員正在向商戶進行疏解政策宣傳。　受訪者供圖

　　35年前,35歲的河北滄州人于桂亭第一次到美國紐約,在紐約郊外的一個大型商場考察時,他萌生了一個夢:有朝一日在自己的家鄉打造這樣一個商業“巨無霸”。

　　25年前,18歲的浙江樂清人王立弓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一個人用力蹬著滿載貨物的三輪車,他暗暗發誓:一定要打拼出自己的家、自己的工廠,讓生活不再艱辛。

　　15年前,12歲的北京豐臺少年王佳放學回家路過嘈雜而又臟亂的街口,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裏的他心裏充滿了期待:這片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什麼時候能靜下來、美起來?

　　人人都有夢。當人們逐夢前行,千千萬萬個體的夢發生交集,如同百川入海,互相激蕩,就會造就一個偉大浩瀚的時代。

　　于桂亭、王立弓、王佳,這三個生于不同年代、長于不同地域的中國人,他們的夢想匯聚在一個叫“浙江村”的地方。

　　20世紀80年代,浙江村在北京城南一隅應運而生。三十年間,伴隨著于桂亭、王立弓、王佳他們的“夢圓之旅”,“浙江村”也經歷了涅槃般的重生。

　　扎根異鄉

　　走遍千山萬水、説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這在早期來到北京討生活的“浙江村”“先驅”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那個雪夜,是王立弓內心的一個坎,也是他一直渴望安定的注腳。

　　今年40出頭的王立弓,至今仍記得二十多年前那個格外寒冷的冬夜。那是一輛裝滿呢料大衣的三輪車,他要趕在淩晨4點送到大紅門服裝批發早市。途經一座立交橋的大坡道,“車實在太沉了,根本蹬不上去”。

　　人本就瘦小,四處更無幫手。王立弓只好卸下貨物分批次往返抱上坡道,車子輕了蹬上去,再把貨裝上。“那個時候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在開市前把貨送到。”話畢,神採奕奕的王立弓沉默了良久。

　　從16歲跟隨叔叔在大紅門附近做服裝加工,到如今旗下擁有三個服裝品牌,資産上億元,王立弓説起北京創業,除了苦,更多希望自己“不再漂泊”。

　　王立弓的創業經歷,是很多早期在北京“浙江村”打拼的浙江商人的一個縮影。

　　“浙江村”商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溫州,以樂清人居多。溫州靠海,田地不多也不肥。如果不冒險出海,在家種田是沒有出路的。

　　改革開放前,一些心思活絡的浙江溫州人到外省闖蕩。擔著扁擔,到周邊省份做小生意；或是跟著同鄉,到遠則西北、近則江南的地方學徒做工。

　　1988年,14歲的浙江樂清姑娘莊碎蕊就不再上學,跟同鄉學了裁縫手藝。18歲時,便與大她一歲的同鄉小夥子陸朝銀來到北京大紅門。

　　每天,莊碎蕊帶著弟弟和同鄉,在租來的平房裏縫衣服。陸朝銀蹬著三輪車,到路邊擺地攤。每天,莊碎蕊縫出幾十件衣服,陸朝銀就能賣出幾十件衣服。到了晚上,縫紉機收起,臺面上睡個人,臺面下也能睡個人。

　　有人用“四千”來形容早期的浙商精神:走遍千山萬水、説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這在早期來到北京討生活的“浙江村”“先驅”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説20世紀80年代外出闖蕩的浙江溫州商人是生活所迫,那麼到了今天,闖蕩已經成了浙江人的基因。

　　90後浙江女孩臧雅丹,從浙江大學畢業後,已經在杭州有了一份穩定的教師工作。但她不願意過那種一眼看到頭的生活,于是來到北京大紅門,經營起了服裝生意。

　　浙江金華人蘇小競,曾經在家鄉的保險公司工作8年,有房有車,日子安逸,但內心裏的那顆闖蕩的火種從未熄滅。來大紅門時,他已經30歲。

　　這樣的故事,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京城奇村

　　“浙江村”的出現,在當時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條“鲇魚”。它衝擊著傳統國營商場的計劃體制,更為普通市民的衣著提供了豐富的選擇

　　對于“浙江村”形成的歷史,官方的説法是:20世紀80年代,溫州地區農民進入北京大紅門地區從事服裝加工和銷售,逐步形成了“浙江村”。

　　“從我記事兒起,不少浙江人就開始在村裏活動,有蹬三輪的,有擦皮鞋的,有賣糖葫蘆的,也有做服裝裁剪生意的。”

　　北京豐臺區南苑鄉村民王佳生于1982年。在王佳的記憶裏,自己8歲左右的時候,父母把家裏200平方米的院子租給了浙江人,“20多個人租住在我們家,開起了服裝小作坊加工廠。”

　　而在溫州籍學者項飚的考察中,“浙江村”的形成卻更富有傳奇色彩。關于誰是大紅門“浙江村”最早的“村民”,至少有三種説法。有人説是一位曾在北京讀中專的浙江人,有人説是曾在天橋商場補鞋後來經營布料的一位浙江人,還有人説是一位在包頭經營服裝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經過北京,意外發現原本的“積壓貨”非常好賣,于是留了下來。

　　1992年起,項飆開始了長期的“浙江村”調查。根據他的考證,最遲至1983年,已經有浙江商人開始在北京南城一帶經營布料、服裝生意。

　　據最早一批來大紅門的浙江人回憶,從王府井的商場裏買來衣服拆開當樣板,在小作坊裏“照葫蘆畫瓢”生産,再送到西單、王府井、天橋等商圈的商場、服裝店通過“代銷”“租櫃檯”的方式銷售,或到前門、長椿街等地擺地攤,這些精明的“浙江村”“先驅”們打通了服裝生産、銷售環節,並借此積累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皮夾克在北京興起,“浙江村”商戶從中嗅到了商機,憑借成本低廉的優勢,“浙江村”生産的皮夾克很快佔領了北京市場。不管是外地來進貨的商販,還是來此零購的市民,大都奔著皮夾克而來,“浙江村”一時成了“皮夾克村”。

　　“浙江村”的出現,在當時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條“鲇魚”。它衝擊著傳統國營商場的計劃體制,更為普通北京市民的衣著提供了豐富的選擇。

　　“以前百姓買衣服都來商場,那時候突然就多了個‘浙江村’,搶走了很多生意。”曾在北京的長安商場、西單商場工作多年的肖揚(化名)回憶,她第一次去大紅門的服裝早市時,才發現那邊的衣服不僅便宜、款式新潮,而且攤主們“都特別會做生意”。

　　曾在永定門外居住多年的“80後”北京市民劉洋記得,小時候對大紅門的印象就是:“那裏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即使是經過一次“倒爺”之手,賣到城裏的服裝店銷售,還是比大商場裏的衣服便宜很多。

　　1994年,北京市豐臺區為大紅門地區上萬服裝加工戶提供經銷場地的京溫大廈正式建成使用。“京”“溫”兩字分別代表著北京和浙江溫州。

　　在當地很多村民的記憶中,這段時間涌入大紅門地區的外地人呈現爆發式的增長。

　　項飆在他《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中寫道:到1994年,北京豐臺大紅門地區的外來人口已經達到10萬人,而本地的北京人只有1.4萬人。這些外來人口,多數來自浙江,從事服裝生産和銷售。

　　京溫大廈投入使用後幾年間,北京南中軸路形成了一條2公里長的服裝商業街。

　　大紅門服裝商貿城、北京新世紀服裝商貿城、連發輕工市場等20多個大型服裝批發交易市場相繼建成使用,一座座高樓鱗次櫛比,各式各樣的服裝廣告牌林立其間,散發著大都市濃鬱的經濟氛圍。

　　到90年代末期,低價服裝的市場被“浙江村”搶走了不少。“逛商場買衣服的,主要就是中老年人了。即使有年輕人,也是來買一些高檔名牌服裝。”肖揚説,那會兒流行一個詞,叫“拿貨”。中學生、小青年們結伴去大紅門買衣服,只要説是“拿貨”的,就能冒充批發商戶,以較低的價格買下衣服。

　　2003年,首屆大紅門服裝商務節開幕,北京豐臺南苑鄉政府在此期間宣布,要把大紅門地區打造成10平方公里的集服裝商貿、加工和配套工程為一體的現代化商業區。

　　大紅門服裝市場逐漸擺脫了曾經低質低價的狀態,商戶開始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品牌,與此同時,意大利皮爾·卡丹、法國夢特嬌等品牌登陸“浙江村”,紅豆、恒源祥等國內知名品牌代理商也選擇在此落戶。

　　此時,“浙江村”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大紅門地區,向北拓展到了東城區永定門外地區,向南延伸到大興區的西紅門、青雲店等地。從設計到生産,從批發到零售,一條服裝産業鏈在北京南城蓬勃發展。

　　到21世紀初,大紅門地區已經成為中國長江以北地區最大的服裝集散市場。當時平均日吞吐貨物量可以達到1600噸,年交易額達300億元人民幣,佔據了北京服裝業交易額的54.5%。

　　空前變局

　　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區的大紅門、動物園、十裏河等區域性批發市場,已經成為“大城市病”集中爆發的區域,與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由于大量的浙江人涌入,“浙江村”的本地村民幾乎家家戶戶都搞起了“瓦片經濟”,靠“吃房租”生活就很富足。“2009年,我家蓋起了二層小樓,十多間房屋租給了30多個人,每月的房租就有將近1萬元。”1991年出生的村民劉文傑説,“有的村民家裏有100多間房屋,一個月租金收入有好幾萬元。”

　　雖然錢包鼓了,但大量的人口涌入也給當地村民帶來了煩惱:拉貨的汽車、三輪車橫衝直撞,道路擁堵不堪,噪音擾民長期存在,垃圾隨處可見,打架鬥毆時有發生。

　　“碰上下雨天,污水到處都是,下腳的地方都沒有,哪裏有個‘首都’的樣子?”王佳説,“上中學那會兒,我就經常想,我們這地方啥時候能整治整治,讓老百姓有個好點的生活環境?”

　　北京市豐臺區南苑鄉副鄉長王健説,“浙江村”歷經20多年的發展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繁榮,但人員大量聚集也隨之帶來了“大城市病”,社會治理一直是大紅門地區的難題。

　　2011年4月25日,大興區舊宮的一座四層樓房發生火災,17人死亡,25人受傷。在很多人看來,作為“浙江村”服裝産業鏈條的重要地區,大興舊宮的火災是偶然也是必然。

　　北京市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依托于大紅門市場在大興區部分村鎮形成的服裝生産集中區域,正規的廠房僅佔30%,而70%則是小加工點。大興舊宮火災的事發地正是一處家庭式小作坊。

　　2013年5月3日,大紅門京溫商城內一名女子墜樓。5月8日,京溫商城門前發生大量人員聚集情況,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今天看來,這似乎是“浙江村”命運的一個轉折點。盡管後來“墜樓事件”得以平息,但這座超大城市的管理者還是意識到,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區的大紅門、動物園、十裏河等區域性批發市場,已經成為“大城市病”集中爆發的區域,與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協同發展正式拉開序幕,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為這項重大國家發展戰略的“牛鼻子”。大紅門、動批這些長期“盤踞”在北京中心城區的批發市場,成為疏解的主要對象。

　　2015年,北京市啟動大紅門地區服裝批發市場疏解提升工作。

　　在歷史上,大紅門“浙江村”經歷過很多次整治。20世紀90年代,因為環境臟亂、治安較差,大紅門的路邊服裝早市被取締,商戶們搬進商城經營。

　　這一次,商戶們也覺得和以往一樣,也許只是“一陣風”。

　　最初的一兩年,商戶們搬遷的想法並不多。一些商戶在河北等地買了商鋪,也只是為了擴大經營。

　　在大紅門服裝商戶圈裏,楊鐵梅享有極高的知名度。這名曾經的大紅門街道文教科科長,和“浙江村”的商戶們打了多年交道,“商戶們的孩子要在北京上學,要到文教科辦入學手續。”時間久了,楊鐵梅的手機裏存下了上千個浙江商戶的號碼。

　　大紅門地區疏解啟動後,楊鐵梅有了新的職務:南苑-大紅門地區疏整促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

　　疏整促開始後,這些號碼派上了用場。聽説了將要疏解、搬遷的消息,商戶們都來找楊鐵梅,問她下一步該去哪裏。

　　面對疏解,一些商戶開始“病急亂投醫”。有的到燕郊租了攤位,有的到石家莊開了店鋪。但由于缺乏對當地市場的了解,有的因為政策調整,有的因為市場飽和,經營難以為繼。

　　楊鐵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疏解,並不是單純地讓商戶離開北京,重要的是為商戶找一個更好的發展承接地。

　　“所謂‘好’,就是要讓商戶去了有生意,能掙到錢。”

　　疏解並不難,難的是找到適合的承接地。

　　“嫁女兒的心態,”楊鐵梅一直這麼形容,商戶們也樂于把楊鐵梅比喻成“娘家人”。楊鐵梅説,她來北京工作20多年,親眼看到了服裝商戶對北京經濟發展的貢獻。

　　“‘浙江村’存在了三十多年,不能因為北京的疏整促行動,就讓商戶們有了被拋棄的感覺。”于是,楊鐵梅帶著商戶跑遍了河北滄州、廊坊永清、天津西青、河北石家莊,還有白溝、燕郊。每一個未來的承接地,楊鐵梅都了然于胸。

　　“浙江村”的生意圈,從來都是和親友圈融合在一起的。兩個圈子的相交之處,就是浙商的核心圈。即使當著客人,湊在一起的浙商也會講家鄉話。

　　曾是越劇演員的楊鐵梅懂得浙江話,因為她以前是越劇演員,這也讓她從沒被當作外人。永清距離近,對接北京有便利；滄州位置遠,但發展空間大；石家莊和天津西青,市場接近飽和,但好處是地處大城市……就像做分析報告一樣,楊鐵梅分析了每一個承接地的優缺點,商戶們漸漸地找到了方向。

　　圓夢重生

　　已有1萬余家北京服裝批發商戶正式落戶滄州,還有1萬多家商戶等待入駐明珠商貿城二期,已簽約入駐3200余家服裝生産加工企業

　　企業規模不斷壯大,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也不是空穴來風,憑借著商人的敏銳,王立弓覺得“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一開始,他想到南方老家,但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之高讓他退縮,石家莊、天津也不失一個選擇。猶豫之際,2016年春節後,打算“到此一遊”的王立弓把車開進了滄州,然而,第二天,他就痛快地刷了卡,買了地,決定在這個不毛之地的鹽鹼灘上徹底安定下來。

　　他説,“來滄州,是因為一個人,是他的人格魅力打動了我,也讓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王立弓説的人叫于桂亭,是從浴池修腳工一路走來的滄州企業家,他曾將東塑集團從瀕臨破産倒閉的集體小廠發展成當地的納稅大戶。

　　今年已經70歲,處于退休狀態的于桂亭説,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讓自己變得興奮,“我終于有了圓夢的機會。”

　　于桂亭説的那個夢源于1984年第一次去美國的業務考察。他清楚地記得,當車行兩個小時抵達紐約郊外一個大型商業項目時,于桂亭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一刻,他便夢想在家鄉滄州打造一個更大更先進的商貿項目。

　　當聽説盤踞北京幾十年的服裝批發市場及生産加工企業,因行業特點成為疏解項目之一時,于桂亭感嘆“天時”降臨,並主動出擊。2014年8月,明珠(國際)商貿城開始營業,同時生産承接平臺——明珠國際服飾産業特色小鎮全面啟動。

　　為了表達滄州人的誠意,于桂亭親自接待每一個商戶,把他們請到自己家裏喝茶、吃飯,承諾“免兩年租金”“開通全國各地免費班車”“為商戶提供成本價集團自建住宅一套”“解決落戶、子女入學”……給每一位來考察的商戶“吃定心丸”。

　　2017年底,臧雅丹開始四處考察。到了滄州,接待她的是于桂亭,“當時心情就敞亮了,直接就敲定了檔口。”她説,“免兩年租金,生意根本沒有壓力呀。檔口面積不僅是北京的10倍,生活、用工成本都很低。”

　　不到一年時間,臧雅丹説,“真的賺到錢了。”以前專做女性冬裝的她,現在開始擴大經營,店裏已經擺上了各類春裝、夏裝。

　　如今,已有1萬余家北京服裝批發商戶正式落戶滄州,還有1萬多家商戶等待入駐明珠商貿城二期。明珠國際服飾産業特色小鎮項目已被列為“河北省重點項目”,已簽約入駐3200余家服裝生産加工企業,已有近500家企業在標準廠房和過渡廠房正常生産經營。

　　麗水商人劉火球不僅在滄東買了6畝地,把工廠移過來,還從大紅門帶來五六十個商戶,並且成立了“麗水在外創業黨支部”,作為支部書記,她説:“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大家都好才是好。”

　　已經48歲的劉火球本打算明年兒子一結婚,自己就退休不幹了,但看到70歲的于桂亭每天為了商貿城操心忙碌,劉火球説:“自己內心的那團火又被點燃了,我也要像董事長一樣幹到70歲。”

　　在于桂亭的眼裏,“東塑不做原版承接,而是借承接機會對服裝全産業進行整合、優化和升級。承接北京服裝産業疏解不是項目的終點,而是項目的起點。”

　　于桂亭説:“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千年大計,同樣也是滄州發展的千年大計。”

　　不僅是滄州,“浙江村”的商戶還來到了河北廊坊永清、天津西青等很多個疏解承接地。

　　莊碎蕊的店鋪,從大紅門搬到河北廊坊永清,搬進了“雲裳小鎮”。這是一個主要由大紅門原“浙江村”商戶組成的商業區。

　　雲裳小鎮總經理趙曉東説,經營空間變大了,加上臨近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雲裳小鎮不僅保留服裝紡織品、面輔料的批發零售業態,還將升級為融服裝設計、服裝服飾展會等業態為一體的時尚小鎮。他們已經與北京服裝學院等單位合作,在服裝版式的原創設計上發力。目前,已經有近百名來自北京的服裝設計師入駐雲裳小鎮。

　　莊碎蕊的服裝店重張開業。她的兒子陸德彬已經大學畢業,從韓國學習服裝設計歸來。從開店那天就開始網售的陸德彬,每天接到的訂單大量來自外省市,甚至新加坡、日本、美國,實體店成了形象展示店。他也會做直播,讓自己或者漂亮的女朋友出鏡。

　　每一個商戶,都迎來了自己的新生活。王治超的店鋪,面積增大了好多倍。以前店裏只有兩張床,經營的床上用品種類再多,也只能收在櫃子裏。現在,上下兩層的店鋪,幾十張床能擺出所有的花色。何明芳的店鋪,生意越來越好,兒子專門開發了手機軟件,只賣自己家的服裝。

　　眼看著搬到滄州的商戶越來越多,原來在大紅門經營服裝的施建福改了主意,開起了酒樓。他説,人多的地方就有生意。“浙江人多的地方,開一間浙江風味的酒樓肯定火爆。”

　　如今,楊鐵梅還是經常在京津冀三地之間往返奔波,在北京的時間反而不多。偶爾閒下來,走在大紅門的街道上,她幾乎有些認不出來了。

　　“以前整天堵車,開車還沒有步行快；現在,路全都通了。”現在的北京大紅門,比20年前她剛來北京的時候,更加美麗漂亮。

　　在北京,眼見著道路通了、美景多了、生活服務配套增加了,與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南北相對,南中軸兩側15.6平方公里的南苑森林濕地公園正在建設中。“像一場夢一樣……”見證了大紅門地區二十多年變遷的南苑鄉大紅門村村民張建華感慨,“這才是本該有的樣子。”（記者駱國駿、方立新、涂銘、強曉玲、孔祥鑫、李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