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派發“消費紅包”到底有沒有用

　　——林毅夫、沈艷、司曉談消費券

　　一些發達國家都選擇了發現金，為什麼中國以發消費券為主要手段

　　最近上海的“五五購物節”，就引入了很多互聯網平臺參與其中。這種疊加起來的效應，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商業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結合，是更可持續的，也是把這個盤子做大的方向

　　戰疫進入“下半場”後，消費券成為社會熱詞，國內不少地方將此視為提振經濟的重要手段。截至今年5月上旬，全國有190多個城市發放了190億元消費券。這些券到底起沒起作用，對企業和家庭的幫扶是否足夠精準，要不要全國推廣？就此熱點話題，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沈艷教授和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請他們從各自角度作出分析評估。

　　現金還是消費券

　　高淵：上次採訪中，你明確提出中國要直面大概率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與以往的幾次重大危機相比，這次疫情帶來的衝擊究竟有何不同？

　　林毅夫：過去，無論是面對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一般採取的對策是用基礎設施的投資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維持經濟增長。

　　但我認為，這次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過去的衝擊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國內的生産和生活並沒有受到直接影響，要應對的是怎樣增加國內的需求，彌補外需的不足。但這次疫情全球爆發，除了外需受影響外，我們採取了封城、社會隔離等措施，影響了國內的需求面和供給面，影響了城市和農村，影響了家庭和企業。

　　在這種狀況下，過去應對危機的有效經驗，比如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援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現在説的新基建，不僅能創造投資需求，還能為未來的發展打下基礎。這種措施當然還要用。但問題是，這些投資從創造就業到創造需求，有一段時間差，還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

　　高淵：在你看來，能救“近火”的辦法是什麼？

　　林毅夫：現在必須要有保企業、保家庭的措施。全國就業的80%在民營企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微企業，但目前不少中小微企業很困難，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沒法開工。

　　辦法當然有不少。保企業可以延緩“五險一金”繳納和貸款歸還，以及減免租金等。保家庭可以發現金，也可以發消費券。對于農村低保戶和失業困難群體，給現金或發失業救濟會有用，關鍵是讓他們不返貧。而對于城市居民來説，我一直主張發消費券，這增加了家庭消費的可能，還能根據各地受影響最大的行業類別來設計消費券的使用方向，直接幫助到中小微企業，可以説是一石雙鳥。

　　高淵：究竟是發現金還是發消費券更有效，業界一直有爭議。疫情發生後，一些發達國家都選擇了發現金，為什麼你認為中國應該以發消費券為主要手段？

　　林毅夫：確實，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國家，即便是一向保守的德國，它們都在發現金，而且出臺的救助計劃金額都超過了GDP的10%。但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大規模發現金的話，除了少數困難群體會馬上去買生活必需品，大多數人拿到錢後很可能存進了銀行，並不一定去消費，很難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業的雙重功效。

　　其實，發消費券有個前提，就是要有移動支付的大范圍普及，老少都會用。這方面，中國具有獨特的優勢，國外大多數國家，包括很多發達國家都是不具備的。所以我從3月份開始，就在幾個會議上談了這個想法，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做了。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到5月8日全國已經有190多個地市累計發放消費券超過190億元。

　　高淵：這麼多地方發了消費券，是否應該評估一下成效？

　　林毅夫：對，應該看一看理論和實際是否吻合。4月14日，我跟沈艷老師聯繫，我説你是研究計量經濟學的，能不能做一個短平快的政策效果評估。沈老師馬上答應，第二天就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孫昂副教授，組織了一個團隊，並在不到一周時間裏拿出了理論框架。

　　14日晚上，我還打電話給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我説知道騰訊也在做一個平臺發消費券，能不能給我們提供一些資料，讓我們更好地評估這個很有中國特色的舉措。馬化騰馬上同意了，還在騰訊公司裏建了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騰訊研究院的司曉院長，還有騰訊微信支付的辛建華等。

　　消費券到底有沒有用

　　高淵：根據你們團隊的研究，現在哪些地方政府傾向于發消費券？

　　沈艷：已經發券的190多個地市，一般具備三個特徵：經濟比較發達、第三産業佔比較高、自身的財力比較強。也就是説，發不發券主要是由經濟基本面決定的。而且這三方面越強，發券的金額就越高。總體上看，地方政府基本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是比較審時度勢的。

　　高淵：發放消費券的效果好不好？

　　沈艷：我們的結論是，總體效果是好的。

　　先作行業對比，今年三四月間，發放消費券行業支付筆數反彈幅度是未發放行業的3.11倍，發放消費券行業支付金額反彈幅度是未發放行業的5.15倍。再作區域對比，發券地區總支付筆數比未發券地區高出4.2個百分點，根據消費券支援行業在全行業支付筆數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發放消費券一個月內，消費券地區受支援行業的支付筆數比未發放地區同行業高約25%。

　　高淵：消費券對哪些行業、哪些人群最有用？

　　沈艷：受疫情衝擊最大的，是“衣食住行遊”這五大行業，今年2月份是谷底，像文化旅遊和餐飲的交易筆數和交易金額，都只有疫情前的20%左右。

　　這次消費券的發放，主要集中在百貨超市、餐飲和文化旅遊，現在恢復最快的也是這三個行業。地方政府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這幾個行業重度依賴線下消費，同時需要比較快的資金周轉。更重要的是，因為消費券要發揮撬動作用，就要避免將有限資金用在小額券撬不動的行業，比如房租、物業等，100元以內的消費券杯水車薪。

　　從被撬動的消費者年齡結構看，或許很多人會認為年輕人是使用線上消費券的主力。我們的分析認為，中年人比年輕人更可能因為消費券而增加消費。比如武漢的數據顯示，50歲以上人群的核銷訂單數大于20歲組人群。

　　高淵：在騰訊的平臺上，消費券的發放規模有多大？

　　司曉：到5月初，我們在全國大約50個城市參與了消費券發放，總金額達到100億元。其中5月1日到3日，這三天大概帶動了9億元的消費。另外在用券的數量上，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輕人是旗鼓相當的。其中40歲以上的消費人群，他們用券核銷的佔比大概是51%。

　　高淵：既然發消費券效果這麼好，為什麼大多數地方不發呢？因為這190多個發券城市，相比全國2000多個縣級市、300多個地級市來説，還是個小數字。

　　沈艷：可能是兩種原因。一是有些地方還在觀望，要看看發了到底有沒有用，能不能真正刺激經濟。第二種是想發，但算一算財政支出賬，覺得發不起，這屬于想發而不敢發。

　　高淵：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發放消費券是否都應該完全由地方財政埋單？

　　司曉：要做大消費券的盤子，確實要鼓勵和帶動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不能只靠地方政府。比如最近上海的“五五購物節”，就引入了很多互聯網平臺參與其中。其中有拼多多、美團、蘇寧、阿裏，當然也包括微信支付，這種疊加起來的效應，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當然，商家也不是純粹的慈善行為。這裏面有商業上的策略，因為對于互聯網獲客、拉新，本來這些也是要投入的。所以，商業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結合，是更可持續的，也是把這個盤子做大的方向。

　　是否需要全國推廣

　　高淵：在消費券的發放使用中，還會聽到一些商榷意見。比如現在發的基本都是滿減券，而不是抵用券。比如，買足100元可以減20元。不少網友半開玩笑地説，我缺的是100塊錢裏的20塊嗎？我缺的是80塊。對此，你怎麼看？

　　沈艷：現在發放的消費券，大多數都是七折以上的滿減券。我覺得這還是合理的，既然是想刺激消費，最好能夠讓人們還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錢，這樣能更好地幫助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讓整個經濟流轉起來。不過我的直覺是，七折以上的力度，還是有點不夠的。

　　當然，那些真的缺“80塊”的低收入人群，滿減券可能就起不了什麼作用。對于這些人群，現在也有一些地方在發現金券，大約佔到了總發券金額的近2%。

　　高淵：如果消費券都線上上發放，對于那些不使用手機的“數字困難戶”來説，是否只能望梅止渴？

　　沈艷：根據我們的調查，所有發券城市的首選都是線上發放，這是與中國數字支付的全球領先地位相適應的。其中，還有8%的城市有線下的發放，但是發放金額很少。

　　司曉：目前，中國還有大概35%的人沒有接入互聯網，我們稱之為“失聯人群”，而全球范圍的比例是接近50%。現在幾乎所有的消費券發放，都是通過互聯網特別是移動端進行的。而恰恰沒聯網是貧困人群的一個基本特徵，他們中不少人沒有聯網消費的能力。

　　高淵：怎樣才能更有效地幫助這些互聯網“失聯人員”？

　　司曉：現在我們希望幫助每個村建立村級公眾號，實現村務線上管理，目前已經做了1.5萬個村莊，比例還很低。然後給村級管理組織發放消費券，可以就地轉化為實體券，在村裏以及村周邊的小店實現購物和非電子化核銷，就是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

　　當然，對于那些“失聯人群”，最有效的還是發現金或者現金券，而不是消費券。我覺得，應該在發達地區、在城市發線上消費券，在村裏可以發現金券。

　　高淵：根據你們的研究，對消費券的後續發放有什麼建議？

　　沈艷：為了“保企業”，我建議盡快加大消費券的發放范圍，對于自身財政實力不足以支撐消費券的地方政府，可以允許政府負債率適度上升，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為了“保家庭”，應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費券發放。我們研究團隊根據公開報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券總額，還不足1億元，但這些資金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還有就是可以多策並舉，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定位需要扶持的行業與人群，確保消費券發放透明、公正、高效。既要精準定位要保護的家庭，也要精準定位要保護的企業。而在互聯網基礎設施較為薄弱的地區，以及網絡使用能力難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體，可以適當提高低保水準，或者增加現金的轉移支付。

　　高淵：對于像消費券這種在疫情中取得實效的措施，是否應該從短期應急辦法，轉化為常規化的政策？

　　林毅夫：要不要把一些應急做法常規化，我覺得還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打個比方，過年和過日子是不一樣的，救急和救貧也是不一樣的。

　　發消費券是要擴大消費，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保企業，這是救急。而要扶持困難人群，這是救貧。救貧的關鍵，還是要讓他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有更好地參與市場活動的環境，其中有些因老、因殘、因病致貧的困難人群，更需長期的救濟和保障。

　　現在全球還處于疫情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只能靠國內。而發放消費券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辦法，還是值得在全國推廣的。但全國化和常規化是兩個概念，消費券畢竟是應急辦法，是否要長期執行，應該作進一步的研究。（記者 高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