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大特色是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所以知識分子（“士”）大多是熟讀史書的，而且一般都很喜歡發思古之幽情；詩人文人尤其是如此，于是咏史詩成了吟咏的一大題材，其他文學樣式也經常涉及歷史人物和他們的故事。

　　陶淵明也是如此，這裏來略為談談其作品中的四份文本：《咏三良》《咏荊軻》《扇上畫讚》和《讀史述九章》。

　　一

　　陶淵明的詩裏，有三首是只要看題目就知道是典型的咏史詩：《咏二疏》《咏三良》《咏荊軻》，第一首筆者先前曾有所議論（詳見拙作《放手讓子女自力更生——讀陶淵明詩〈咏二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2月6日《後海》副刊），這裏只談後兩首，先談《咏三良》。

　　中國上古有一種野蠻的風俗用活人殉葬，後來文明程度提高，不再用這個辦法，但也偶有倒行逆施仍用古風的。春秋時代的秦繆（或作“穆”）公就是一個，《左傳》文公六年（西元前621年）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秦本紀》也有記載，説繆公死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現在秦始皇陵墓裏的那些兵馬俑，在穆公時代都是“三良”等等活人!

　　“三良”即子車氏之三子後來成為詩歌裏一再被歌咏的對象，內容往往是稱頌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對他們的殉葬而死表示痛惜和哀悼。建安詩人曹植、王粲、阮瑀等都就此寫過咏史詩。

　　在《咏三良》這一個傳統的咏史題目下，陶淵明也寫下了自己的一首：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詩裏想像三良即子車氏之三子當初全心全意為秦伯效勞，“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簡直形影不離，所以穆公死時，要他們一起走，繼續在一起，“三良”也願意同他一起去死，因為“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他們在面臨殉葬的時候，沒有任何遲疑。這樣的立言，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咏三良》詩中的句子：“結發事明君，受恩良不貳。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淵明也説君命不可違，他們都不以三良之殉葬為非。但是陶淵明又説，當確知三良將死而無可救贖時，自己也流下大量的眼淚，沾濕了衣服。加起來看，陶此詩的基調是“惜而哀之，不以為非。”（張潮、卓爾堪、張師孔同閱《曹、陶、謝三家詩·陶集》卷四）

　　陶淵明此詩作于何時頗不可知，前人有一種推測，認為作于晉、宋易代之後，且有具體的影射。明朝人黃文煥《陶詩析義》卷四説：

　　《咏二疏》、《（咏）三良》、《（咏）荊軻》，想屬一時之作，雖歲月不可考，而以詩旨揣之，大約為禪宋後。……祚移君逝，有死而報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君父之仇如荊軻者乎？又無人矣。以吊古之懷，並作傷今之淚……

　　清朝人陶澍在集注本《靖節先生集》卷四中説：

　　古人咏史，皆是咏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淵明雲：“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祎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

　　陶澍沿著黃文煥的思路向前更走了一步，認為陶淵明的痛惜“三良”指向哀悼晉宋易代之際的張祎。其説頗有影響。按東晉末代皇帝恭帝司馬德文很痛快地向劉裕交出了皇帝的大印，劉裕安排他當零陵王，其辦法很像是東漢末代皇帝劉協下臺後被安排為山陽公；但司馬德文的命運差多了，劉裕派張祎去進毒酒，張祎不幹，自飲毒酒而死，于是另派士兵進入零陵王住處進毒酒，王不肯飲，遂掩殺之。（詳見《晉書·恭帝紀》《宋書·褚叔度傳》《宋書·武帝本紀》）

　　三良的情形同張祎相去極遠，毫不相幹，無從影射。陶淵明對劉裕那種斬盡殺絕毫無意義的殘酷舉措雖然不滿，但他並沒有忠于東晉王朝的意思（詳見拙作《從陶淵明〈述酒〉詩説到他的政治態度》，《文學遺産》2017年第2期；又《晉宋易代與陶淵明》，《中華讀書報》2018年1月3日第5版）。陶淵明的《咏三良》未必作于晉宋易代之後，更未必指向當下的政治事件。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兩點。“古人咏史，皆是咏懷，未有泛作史論者”，這話也顯得絕對化，事實是泛作史論者時時有之，當然借咏史以咏懷者亦頗多見，但其懷如何，也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絕對不宜徑往政治大事上拉去並妄加議論。

　　袁行霈先生説：“陶淵明此詩不過模擬舊題，未必影射現實。張祎之死，與三良殊不類，亦難比附也。”“三良受重恩于秦穆公，君臣相合，求仕者至此蓋無憾矣。而厚恩難忘，君命難違，一旦君王長逝，遂以身殉之。言外之意，反不如不乘通津，不恐功微，明哲以保身也。”（《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這樣來揣度此詩的深意，高于舊説多多矣。

　　二

　　道學大宗師朱熹是鑒賞水準很高的文學批評家，他在陶淵明的作品中特別拈出《咏荊軻》這一首來大加表彰，説“淵明詩，人皆説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説得出這樣言語來。”（《朱子語類》卷一三六）他注意到陶淵明在主流風格以外還有著豐富的內涵，大有眼光。

　　荊軻是歷史上著名的刺客，所欲刺者又是秦王，未能得手，死于秦廷，曾經很得同情，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裏把他寫得英氣勃勃，特別是易水送別那一段，高漸離擊築，荊軻高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場景，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司馬遷沒有提到宋意，據《淮南子》等書所説，他當時在場，也擊築而歌）。詩人們往往取荊軻的故事入詩，魏的阮瑀、晉的左思，都曾有所作；陶淵明的《咏荊軻》藝術上更為圓熟，知名度也更高。陶詩雲：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築，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淩厲越萬裏，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全詩基本上是依據史料加以敷衍，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最後的感慨（“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也是前人早已發表過的（《史記·刺客列傳》引魯人的評論説“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咏史詩的傳統寫法就是如此，無非是把已經得到記載的歷史故事歷史人物用詩的形式再現一次，再順便發表一點議論或感慨，大抵相當于史傳末了的“論”，詩中的議論可以出新，也可以是傳統的看法。

　　在世界范圍內，中國大約是史傳傳統最強的國家，歷朝歷代都設有專門寫史的國家機構，宣付國史館立傳是極高的榮譽，而詩歌如能真實深刻地反映時事便稱之為“詩史”——凡此種種都表明瞭史的崇高地位，而咏史詩自然即以史書所載為其依據和出發點。

　　陶淵明《咏荊軻》詩的妙處在于在不長的篇幅裏把荊軻刺秦王的著名故事講得首尾完具，頭頭是道，形象鮮明，充滿感情。這裏沒有任何多余的東西。陶淵明處理各種題材都有極高的水準，田園生活固然是他的最愛，平淡而有味的風格固然是他的擅長，而要來一點慷慨激昂的歷史敘事，亦復當行出色。此是大家風范。

　　秦始皇統一中國代表了歷史進步的方向，刺秦王的荊軻不過是一個失敗了的恐怖分子，前人也早已看出了“雖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終吉也”（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九）。但我們不必以此來評説陶淵明的《咏荊軻》一詩，他不過是按傳統的材料和看法來寫一首詩，同時抒發一通自己平時總壓抑著的的豪氣而已。

　　三

　　在陶淵明的作品中，有少量介于詩、文之間的文本，他自己分別題為“讚”和“述”，前者有《扇上畫讚》一篇，後者有《讀史述九章》，內容都是關于歷史人物的概述、讚嘆和評論。

　　《扇上畫讚》在一份文本中點讚了九位高人：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岧岧丙公，望崖輒歸。匪矯匪吝，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盻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托契孤遊。

　　此讚結構非常簡明清晰：開頭八句是一總冒，提示讀者下面要讚的都是隱逸達人。中間四八三十二句分述，這裏涉及荷蓧丈人、長沮、桀溺（此二人為一組合）、於陵仲子、張長公、丙曼容、鄭次都、薛孟嘗、周陽珪等各位“達人”，這些人物來路不同，言行各異，其共同之處則在于全都高蹈隱居；而陶淵明自己是歸隱于故園的，遂引此諸位以為先行的曠世知己。最後八句是全文的總結，表明自己的心同這些先賢完全相通。

　　陶淵明此文讚嘆的對象似乎稍覺雜亂，這乃是受到他所看到的那柄扇子的制約，那上面畫了些什麼人物，他也就必須跟著去讚嘆那些人物。全篇之近于“拼盤”，蓋亦不得已也。

　　四

　　《讀史述九章》的情形不同，陶淵明“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選擇的人物類型比較復雜，只有個別的同他本人有某種相近相通之處，其他大部分人物同他本人的風格、經歷相去遼遠，但在歷史上都非常有名，遂皆在讚述之列。

　　同陶淵明關係靠近的是張長公（西漢人張摯），其人的特色是當了一段時間的大夫以後就不幹了，説不幹就不幹——“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史記·張釋之列傳》）；陶淵明也是先仕後隱的，但出仕的次數較多，斷斷續續，反覆折騰，後來他深感自己愧對張長公，所以在《扇上畫讚》裏説，“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

　　至于這裏述及的其他人物，即伯夷、叔齊、箕子、管仲、鮑叔、程嬰、杵臼、孔子七十二弟子、屈原、賈誼、韓非、魯二儒，皆各有千秋，無從與陶淵明直接加以聯繫。過去有些論客往往喜歡亂加聯繫，隨意發揮。例如伯夷、叔齊是反對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的，魯二儒是不肯跟著叔孫通出來為朝廷制禮作樂的，于是他們就把這些同陶淵明的所謂“忠憤”聯繫起來，説詩人如何忠于東晉，反對劉裕篡權換代。可是請問，如此將怎樣安頓解釋管鮑、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賈、韓非等人呢？這些人同改朝換代毫不相幹啊；就是夷齊、魯二儒，同陶淵明的情況也是天差地遠，沒有相通之處。清朝人吳菘《論陶》説：“《讀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間，出處用舍之道，無限低回感激，悉以自況，非漫然咏史者。”而這裏是怎樣“悉以自況”的，他竟不置一詞——這也難怪，因為這裏實在沒有辦法講出一個所以然來。

　　余論

　　古代士人發思古之幽情可以有兩種模式，一種直接指向當下，聯繫自己；另一種則是就古咏古，或者發一點很大路的感慨，例如世事難料，多有興亡等等。與此相應的，咏史詩也就有兩種路徑，一種正是所謂“漫然咏史”，將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著名事件用詩句或押韻的文句加以敷衍，咏嘆一番；另一種則把自己擺進去發表感慨。

　　前者似可謂之“無我之境”，後者則是“有我之境”。

　　中國最早的咏史詩——班固的《咏史》，屬于“無我之境”：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此詩咏嘆的是漢文帝時代名醫兼官吏淳于意之女淳于緹縈。淳于意以事下獄，將遭肉刑，其幼女緹縈上書救父，《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班固截取此事寫詩，開後代文人以詩咏史之先河，在這首詩裏他雖有感嘆之詞而沒有把自己擺進去。此詩作年不可考，大約應當是他早年的作品。他本人後來也曾因為私撰國史（即《漢書》）而入獄，因得其弟班超伏闕上書申辯，才得以獲釋；他的《咏史》當作于此前，否則他恐怕不可能寫下“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這樣的詩句。班固這首詩正屬于所謂“漫然咏史”，而非借此來發抒自身的感慨。

　　朱自清先生説過，“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創始的人。”（《詩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蘇教育出版社年1996版）左思寫過一組著名的《咏史》，其中多有抒發他自己受困于門第，不能大展其才的感慨。他的這一組咏史詩曾經被選入蕭統《文選》，産生過很大的影響。從此之後，咏史詩就有了兩種類型：班固似的檃括本傳、就古咏古是一種；左思似的以古比今、借前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又是一種。按傳統的意見，前者是正體，後者是變體；當然按實際的影響來説，後者更容易打動讀者，而前者則顯得比較一般化。

　　陶淵明的《扇上畫讚》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意思比較明顯，其中甚至直接拿自己同古人相比，坦誠地以“顧我不能”來做自我批評。至于《讀史述九章》，則不那麼單一，這裏是兩種類型都有。例如此中關于張長公的一則寫道——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讚嘆此公“斂轡”“蕭然”的心態和“獨養其志”的定力，充滿了欽佩仰止之情，雖然沒有像《扇上畫讚》那樣直接提到自己，但是文中把自己帶進去的意思還是比較明顯的。

　　至于《讀史述》裏述及的其他各位，則大抵是檃括本傳、就古咏古的意味為多，同自己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聯繫。

　　中國歷史悠久，人物眾多，不可能事事皆可借古諷今，也不可能人人皆可拿來自比；所以咏史詩文的類型一定是正體、變體同時並存，各行其是，各顯神通。陶淵明的《咏三良》《咏荊軻》都屬于所謂正體，而《咏二疏》則近于變體。

　　歷史上為秦穆公殉葬的子車氏之三子與大名鼎鼎的刺客荊軻，都同詩人陶淵明的情況太不相同了，沒有可比性，也沒有什麼相關性，于是陶淵明也就無從寫出“有我之境”的咏史詩來。而漢代的二疏（疏廣、疏受）都是先當官後退出、隱居于民間的，他們同陶淵明大有可比性，而且他們不打算給子女留下什麼遺産的曠達胸懷更深合于陶淵明的思想，所以陶淵明的的《咏二疏》便很容易成為“有我之境”的咏史詩。

　　在陶淵明研究中有一個很常見的老問題，就是把陶淵明那些涉及歷史而原屬“無我之境”的文本誤當做“有我之境”，並就此大談陶淵明的種種隱秘思想，反反覆復地將他拔高。例如“三良”是為主公殉葬的，荊軻是為主公去充當刺客而死的，于是黃文煥就解釋説，這是陶淵明感嘆在晉、宋易代以後既沒有“死而報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也沒有“生而報君父之仇如荊軻者”。可是請問，如果陶淵明真是這個意思，他將如何安頓自己？只是當一個旁觀者嗎？至于陶澍，則走得更遠，他指出，《咏三良》詩中的“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等句是影射那個不肯執行劉裕命令的張祎，他寧可自殺而拒絕去下毒。為了給自己的意見尋找理論根據，陶澍甚至説：“古人咏史，皆是咏懷，未有泛作史論者。”這樣的提法顯然並不符合文學史的基本事實，從班固以來，“漫然咏史”“泛作史論”的咏史詩大量存在，怎麼可以斷言“古人咏史，皆是咏懷”？古人咏史之作中固然確有借以自咏其懷之作，但遠非完全如此啊。（顧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