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愛”，屬于古老的漢語詞匯，當下已無人使用了。

　　明代李賢所著《古穰雜錄摘抄》記載了一則筆記，起句為：“士奇晚年泥愛其子。”初讀這裏，頓覺“泥愛”二字眼生，但查辭書，遍覓不得。明代焦竑所著《玉堂叢語》一書，也談到了宰相楊士奇“泥愛”這件事，題目為《惹溺》。這個“惹溺”，同樣也是一個稀見的、很少載于當代出版物的詞匯。

　　看來，任何民族的文字語言，都是處在不停發展變化的過程之中，一些新的詞語在産生，一些舊的詞語在消亡。尤其進入網絡時代，新事物不斷涌現，新名詞層出不窮。明代文人用的這個“泥愛”，便已埋葬在古籍中，很難在現代語言中復活了。

　　“泥愛”的“泥”，“惹溺”的“溺”，應該與現代漢語中“溺愛”的“溺”同音同義，也許，更接近于時下流行的“愛呆了”的意思。一個人對其子女，愛是正常的，尤其在其童年期，即便溺愛，甚至縱容，也是可能的。可惜，愛到不明事理，不問是非的程度，便是不清醒的“泥愛”了。

　　語言雖然古老，而且已經死亡，但所謂的為官之父，“泥愛”其不肖之子的社會現象，倒是沒大變。明代這位“泥愛”其子的父親，為有名的宰輔楊士奇，歷事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五朝，名列“三楊”之一的這位老先生，親身經歷了明代輔臣地位下降，又逐步提高的過程。若不是因“泥愛”其子楊稷，弄得聲名狼藉，最後搭上老命，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畫個圓滿的句號。

　　李賢這樣寫道：“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書曰，某人説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裏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余，士奇終，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流，天下傳誦。”

　　對這件事，焦竑又有進一步的描寫：“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稷賢。後揚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于數百裏外，氈帽油靴，樸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妒己，還京師，出之吏部。”

　　魯迅先生寫過一首《答客誚》的舊體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為父親者，愛自己的兒子，是一種很正常的人類天性。然而，這種愛，超過一切，壓倒一切，以致顛倒黑白，罔顧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遺禍社會了。因為這位父親，不是碌碌無為的人，更不是普通百姓，誰也不會加以重視。一個眾所周知的大人物，養出這樣一個被斬首的混賬兒子，縱使別人相信他是被蒙蔽，是糊涂蟲，不曾同流合污，也不曾狼狽為姦，也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大笑柄，為人所不齒，被人所唾棄。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齋叢説》中，那批判的鋒芒就直指楊士奇了。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橫暴，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數百裏外。文貞一見，以為其子敦樸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為此語，大不平之。後事敗，鄉民奏聞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

　　所以説，官做得越大的父親，如楊士奇，泥愛其子女，任其行兇作惡，聽其胡作非為，那種後果也就越嚴重，對于社會的危害性也越可怕，付出的代價也越沉重。看來，這也是負責任者、挑重擔者必須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這位明代賢相“泥愛”之禍，雖然是久遠年前的一頁歷史，但歷史的價值在于重溫，楊士奇的“泥愛”，確實是一面值得照一照自己的明鏡。（李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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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