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斐
近日，“廣西一男子楊某強姦女童致死二審死刑改判死緩”引發輿論關注。最新的消息是，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案件調卷審查。
本案關鍵的爭議點在于二審法院對于自首情節的考量以及因自首而改判是否經得起法律推敲。二審法院認為，楊某父親規勸陪同楊某到公安機關投案，投案後如實供訴犯罪事實，屬于自首，楊某的自首行為對案件偵破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改判楊某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限制減刑。
自首輕判，可以引導其他犯罪分子主動投案。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是這裏的“可以”，是一種傾向性意見，即可以從輕或減輕，而不是“必須”“應當”從輕或減輕。此前發生在上海的“殺妻冰櫃藏屍案”，雖然被告人也存在自首情節，但二審法院依然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也就是説，自首情節和死刑判決之間沒有必然聯繫，量刑是一個綜合性的價值判斷，而不是基于某個情節。
本案係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犯罪情節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極其嚴重。一方面，最高法早就指出，性侵害兒童犯罪嚴重損害兒童身心健康，嚴重違背社會倫理道德，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對犯罪性質、情節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絕不姑息；另一方面，不少人擔心如果“自首即免死”成立的話，這些年形成保護未成年人和防范女童被性侵的社會共識有可能被打破，容易形成“惡的示范”，撥亂全社會價值導向的“風向標”。這也是很多人認為楊某罪無可赦的重要原因。
當一個“強姦未成年人致人死亡卻改判死緩”的案件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時，它所帶來的討論，以及相關法律的實施，已經超越了案件本身，無疑具有示范意義，關乎未來對類似事件的處理，也關乎未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該案調卷審查，是對社會關切的積極回應，體現了司法與輿論的良性互動。
不論後續如何處理，這起案件的判決以及每一起案件的判決，都應當經得起法律的檢驗，經得起社會的審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