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3月30日，接到電話，墨斐突然辭去了通用汽車中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職務。只差幾個月時間，他在中國工作就屆滿十年。
離職的原因，眾說紛紜，但是當事人通用和墨斐似乎有約在先，三緘其口，揣測終于漸漸平靜。倒是墨斐在中國的十年，為通用這個世界最大企業開拓了中國這個最大市場；也為中國汽車工業融入全球化，實實在在作了許多事情。
墨斐走了，也為通用在中國的創業階段劃上了句號。
中國官方給過他許多榮譽：“友誼獎”、“白玉蘭”獎、上海市的“綠卡”。墨斐為此很自豪，但是他不讓手下宣傳，他說，通用中國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成功，而是一個團隊齊心合力的結果。
墨斐先後在美國和海外的工廠為通用工作了32年。剛剛年屆知天命，頭發花白，個子不高，人很敦實，作派中沒有什麼大老板的傲慢和威嚴。
他很真實，美國式開放性格。他透露：“當年通用亞太總裁施雷思告訴我，李這個家夥對中國汽車了解得很多。”于是我們成了好朋友，一直坦誠相見，也有意見相左的時候。墨斐對別人說，李的話很尖銳，聽了不大受用，但是對我很有價值。
雖然為人爽直，但是墨斐靈活、包容，長于與人相處。無論在上海項目充任談判小組成員，還是隨後擔任上海通用副總裁，他都與中方的搭檔的胡茂元、陳虹相處甚好。
換位思考，是墨斐常說的一句話。合作中，對于一件事雙方有異議，墨斐總要了解對方出自什麼考慮，他常說，解決矛盾，並非一定要我贏你輸，可以作得對雙方都有利。一塊餅，兩人分，無非你多我少，但是一起把餅作大，雙方都能拿得更多。
隔一段時間，我們會見上一面，吃一頓他喜歡的川菜，不是採訪，倒是一種交流。話說得很盡興，卻很少留下文字記錄。前些天，翻看舊時的筆記，看到三年前我們一次談話的記錄，那一次是我中午到他辦公室，談得一時興起，一口氣聊了倆鐘頭，沒吃午飯，卻留下一份訪談記錄。摘錄幾句作為對墨斐的回憶，有些話到今天還很有針對性。
我說：加入WTO後，中國車市價格戰打得如火如荼，連上海通用的賽歐也卷進去了。
墨斐：價格戰和WTO沒有必然聯係，是一些企業在推銷自己的庫存。賽歐首創“十萬元家庭車”的觀念，價位應該說是合理的，這次降價，是對市場競爭不得不做出的響應。從長遠看，人們對于品牌的心理保障，靠價格戰是無法獲得的。同樣，我們到商店，很少專門去買價格最便宜的東西。而更願意挑選稱心的、有良好服務的商品。
我說：我想知道，中國和美國汽車的價格構成有什麼不同。
墨斐：在中國生產的別克轎車，價格中除掉成本和利潤，還有17％的增值稅和3％－8％的消費稅，消費者購車後還要繳10％的購置稅，加上30%零部件進口關稅和地方規定的費用，消費者真正把一輛車買到手，花費的40％－45％屬于各種稅費。以別克GS為例，稅費就要兩萬美元。在美國，對于汽車產品，聯邦政府稅收為4％，州稅各州的稅率不同，分別為0到10％，就是說消費者買到一輛汽車的花費中稅收佔4％到14％。在中國，擴大轎車消費，看來有必要調整稅收的杠桿。
我說：媒體常常提到汽車廠家的贏利，認為贏利就是降價的空間。通用的贏利都用來作什麼？
墨斐：一般企業不會透露自己的贏利率，可以參照的是，全球汽車行業的利潤率平均為3％，當然，上海通用的利潤率要高于這一水平。企業的利潤主要用于資本的再投入、長遠新技術、新車型研發費用的分攤、退休基金和員工的福利基金，此外就是股東的分紅。盡管日常的開發費用是攤在成本裏的，但是如果企業贏利減少，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產品開發力度減弱。長期沒有新產品滿足市場，企業就會失去用戶，頻臨破產。
我說：我有些擔心，中國會成為汽車大廠商的世界工廠，即開發的核心技術在國外，中國只作單純的制造中心。
墨斐：理論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認為真的會在中國發生。因為中國汽車市場不但很大，而且很獨特，客戶需求與全球其它地方很不相同。比如環境、駕駛條件就有很大差別。在中國以外設計開發的產品，幾乎不可能完全適合中國。這是為什麼通用汽車要在上海建立泛亞研發中心的初衷，也是大眾、豐田宣布將要在中國建立開發中心的原因。世界其它市場情況也是一樣。通用底特律總部有很強的研發能力，但是我們在德國歐寶、在澳大利亞霍頓、在巴西都建有研發中心。研發中心起步時大都是作技術改進、本地化，最後都會形成自主開發能力。我說中國成為汽車生產中心的概率非常小，因為大家都認同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市場，我的經驗是，大的市場都能支撐大的研發中心，獨立開發產品。在中國，通用汽車將繼續以發展本土業務為主，包括生產、研發和延伸服務。(李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