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歷時5年的官司終于了結。但呂大軍對于保險公司拒賠的理由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是因為當初我不同意和汽修公司及保險公司的業務員進行‘合作’嗎？”
2001年，呂大軍的愛車“公爵王”出險，直到現在，他還在為申請保險理賠而奔波。
“為了1萬多塊錢的保險金，我足足打了五年官司，我不想再耗下去了。”記者在電話裏能明顯感覺到呂大軍的一絲疲態。考慮到等二審判決還會耽誤時間，已經被保險公司拖累近五年的呂大軍最終同意了法院的和解建議。
五年前的保險事故，為何理賠拖至今日？呂大軍又為何如此執著地要與保險公司交涉？
車主成被告
呂大軍的“公爵王”當年是挂靠在哈爾濱市樂陽經貿發展有限公司名下投保的，保額34萬元，年繳保費7800元。
2001年4月16日，呂大軍行車途中發生意外，汽車底盤嚴重受損。呂大軍隨即向人保財險哈爾濱市太平支公司報案，經過現場勘察，保險公司告知呂大軍到其指定的成功汽車維修公司定損並維修，確定修理費13368元。
此後，呂大軍按照往常慣例，將車輛及理賠手續交給了修配廠，並授權修配廠代為理賠，保險理賠款作為車輛的維修費。人保公司及成功修配廠兩方當時並無異議。
車輛修理好後，呂大軍將車輛取走。然而，人保公司卻以理賠手續不全為由拒絕給付理賠款，汽修公司轉而向呂大軍索要維修費。呂大軍認為，他已經將對人保公司的合同債權轉讓給了汽修公司，保險公司也認為此次事故屬于保險責任范圍，並且進行了現場查勘和定損。那麼，保險公司為何“出爾反爾”？
由于保險公司一直沒有理賠，2003年，汽修公司向呂大軍提出訴訟。呂大軍一、二審均敗訴，無奈之下，只能服從法院判決，給付了維修費。
保戶直喊冤
與汽修公司的官司了結後，呂大軍仍心有不甘。他說，自己並不是為了區區一萬多元才和保險公司叫勁，他只是想討回公道。通過採訪，記者了解到，呂大軍在當地開的幾家店頗有些名氣，家裏有3輛車：奔馳、豐田“子彈頭”和“公爵王”。
呂大軍再次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要求。一改以往理賠手續不全的說法，保險公司此時卻以保險理賠請求超過兩年有效期為由，拒絕賠償。眼見與人保公司多次交涉無效，呂大軍于2005年11月21日將人保公司告上法庭。2005年12月29日，哈爾濱市道外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
盡管保險公司一再強調，呂大軍的請求理賠已經超過兩年的期限，但是呂大軍的代理律師——黑龍江高盛律師集團事務所保險專業律師李濱認為，呂大軍在發生意外後的兩年內，不止一次通過修配廠向保險公司要求理賠，是保險公司一再拖延才導致理賠“過期”。
李濱告訴記者，在訴訟過程中，人保公司的代理律師也承認，就該案而言，人保公司當初就應該及時理賠。
對此，保險公司的說法是，保險公司不會無故拒賠，呂大軍的案子可能是汽修公司在提出理賠請求時延誤了時間。對于保險公司的這種解釋，呂大軍顯然不能接受，在和汽修公司打官司的時候，汽修公司方面明確表示多次向保險公司要求索賠，但保險公司堅持以手續不齊等各種原因拒賠。“以前出事故時，交給保險公司的也是這些資料，怎麼就在這次理賠時卡住了呢？”呂大軍表示不解。
人保公司稱，人保財險在年底時都會提醒需要索賠的客戶，在兩年時效內完成理賠申請。公司曾經試圖聯係呂大軍，但發現手機打不通。而呂大軍表示，從未接到保險公司的提醒，也從來沒有更換電話號碼。保險公司和呂大軍各執一詞。
一審原告勝訴
一審法院認定，呂大軍在其車輛發生事故後，即通知了人保太平支公司，人保太平支公司趕到了現場並對事故所造成的損失進行了確定，說明呂大軍已向人保太平支公司行使了請求賠償權。
而呂大軍委托成功維修公司向保險公司理賠，雙方形成了債權的轉讓，但在呂大軍與汽修公司的官司中，呂大軍已把修理費交給汽修廠，說明債權的轉讓沒有成立。因此，保險理賠的訴訟時效應重新計算，理賠時間應從呂大軍起訴保險公司的時間2005年11月21日開始計算。這樣一來，呂大軍的理賠顯然沒有超過訴訟時效期。
一審法院認為，原、被告間形成的車輛保險合同關係有效，呂大軍駕駛的“公爵王”發生事故後，呂大軍申請理賠，並由保險公司確定了車輛損失數額，但保險公司並未給付呂大軍保險賠償金，應承擔民事責任。由于呂大軍的訴請未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判決保險公司于判決生效後，立即給付呂大軍保險賠償金13368元。
一審判決下發後，人保太平支公司不服判決，向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原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
人保太平支公司認為，在機動車保險理賠中，保險人對出險的機動車的損失進行初步確認和被保險人向保險人進行保險理賠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程序。呂大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曾經向人保太平支公司提出理賠申請。人保太平支公司也沒有接到過呂大軍或汽修公司中的任何一方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請求。呂大軍也未以任何方式通知保險公司，保險賠款用于支付給汽修公司抵消維修費。
人保公司堅持認為，呂大軍的車輛從發生保險事故到其提起訴訟，已經過去四年半的時間，超過了訴訟時效，呂大軍的訴訟請求不應得到支持。原審法院認定證據錯誤，人保公司認為，原審法院以復印件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是錯誤的。
呂大軍辯稱，發生事故後，已經在第一時間通知了保險公司，人保公司也派人進行勘查，並確定維修費用。在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若認為他提供的有關證明和資料不完整，保險公司應該按照《保險法》第23條第2款規定，通知他補充材料。保險公司在沒有要求他提交補充材料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就應該按照《保險法》第24條第1款的規定，在合理期限內作出賠或是拒賠的書面理賠決定。
雙方最終調解
在二審判決前，人保公司提出調解。已被這次理賠搞得筋疲力盡的呂大軍，最終同意與人保公司進行調解，人保支付1萬元理賠金。
“沒想到和解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呂大軍說，調解最初，人保公司稱，此前已支付給呂大軍兩千元理賠金。但呂大軍表示，從未收到過保險公司所謂的兩千元。
後經調查發現，原來人保公司竟然將呂大軍此前的一次賠案同此次賠案混淆了。更讓呂大軍無法理解的是，直到保險公司同意和解，人保公司也沒有找到此次賠案的案卷。
這場歷時5年的官司終于了結。但呂大軍對于保險公司拒賠的理由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難道是因為當初我不同意和汽修公司及保險公司的業務員進行‘合作’嗎？”呂大軍口中的“合作”是指，車主同汽修廠或保險公司的業務員搞一些擴大車輛損失的事情。據呂大軍回憶，他當時拒絕了他們提出的所謂“合作”，他投保的原則就是，該保的險種要保全，出險後保險公司該賠多少就賠多少。他懷疑，正是他當初的“不合作”違反了保險業的某項“潛規則”，才遭遇了這場麻煩。
正確理賠：是能力更是責任
■ 一言
射幸性是保險合同的一個特點。這一特點的存在，使得保險合同訂立後，保險公司是否履行合同義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保險公司只有在被保險人或保險標的發生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後，才使保險公司賠償的合同義務成為現實。
作為保險消費者，在其購買了特定保險產品並按照合同約定繳納保險費之後，必然會對該份保險合同產生期待，即當被保險人或是保險標的發生了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後，保險公司有能力及時地、準確地、判斷並確定保險責任范圍和給付具體保險金，從而履行合同義務。
《保險法》第24條明確規定，保險人收到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賠償或給付保險金的請求後，應及時作出核定，並將核定結果通知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
雖然，作出正確的理賠決定是險企的法定及約定的義務，但現實中，由于險企對發生在被保險人和保險標的的事故有關的事實和法律的不同認識，以致于作出錯誤的理賠決定。
作為保險專業律師，出于對保險企業的尊重和減少委托人的訴訟的目的，筆者代理保險消費者的每一起保險公司的拒賠案件，在訴前都要同險企的理賠部門或是律師進行溝通。以此希望能夠避免訴訟，通過交換意見實現以協商的方式解決糾紛的目的。
但與筆者的願望相悖的是，險企常常拒絕這種交換意見。既不聽取保險消費者方面的不同意見，也不詳細闡述拒賠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從而導致保險合同糾紛上升為訴訟案件，喪失通過非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機會。
與險企拒絕在訴前交換意見的自信相反，在訴訟過程中，險企代理律師的專業性往往同險企所應具有的水準不相匹配。眾所周知，保險訴訟既涉及法律、法規，又與保險業特有的專業性不可分離。這就要求險企的訴訟代理人的能力必須全面，既要懂得保險業的專業知識和商業慣例，又要懂得保險法律、法規。
據了解，出于企業信譽的考慮，部分險企有不成文的規定，即對于訴訟案件，不能有敗訴的判決。在這種情況下，當險企的訴訟代理律師或是險企在訴訟過程中發現自己原來的拒賠理由和事實無法成立的時候，險企便極力通過和解的方式來結案。
和解當然是解決任何糾紛的較好方式之一，人民法院也願意以調解方式結案。從現行保險法來看，對于保險理賠只有賠與不賠之分，但在訴訟過程中，在保險公司的拒賠理由不成立的時候，險企的訴訟代理律師往往利用保險消費者急于獲得理賠款的心情，要求保險消費者作出讓步。
筆者認為，保險公司的誠信應該體現在保險合同的訂立、履行和理賠的每一個階段，該賠的時候，就應該全額給付，那種為了獲取小利而不顧險企應有的商業信譽的“小聰明”，是不足取的。
筆者認為，在保險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險企應該加強自身理賠的專業化和準確性的建設。真正啟用既懂保險專業知識、又熟練掌握保險合同法律、法規的復合型人才來為理賠的決策人和訴訟代理人。因為具備作出正確理賠決定的能力，是險企的責任。 （黃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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