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憑什麼——讀《城記》有感

文/宋文京

《城記》/王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10月

在讀大學時，就曾經聽教美學的老師說過梁思成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彼時要拆城墻和西四牌樓時，他號啕大哭。當時，少不更事的我還不理解梁先生的這一行為，覺得又不是自己家的東西，有什麼好哭的，如今想來，那會兒覺悟真是太低了。

到了今年，北京建都已經度過了850個春秋了，從元大都到明清兩代的皇都再到北平再到紅色中國的首都，表現在建築和城市風貌上的變化如同滄海桑田。特別是20世紀那100年中，北京從一個封建的農業國的帝都迅速地成為後工業信息時代的國際大都市，讓人覺得變化太快太急，于是城市現代化帶來了大量的矛盾和衝突，可以說北京就沒有安生過。先是八國聯軍將城墻豁出了口子，民國時期，因為修鐵路等又拆了些城門樓子和城墻，1949年後梁思成、陳佔祥提出“梁陳方案”未被採納，當時的大基調是要“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大拆城墻、“大屋頂”，反“大屋頂”，新中國成立10周年10大建築，“文革”中“徹底消除舊物質文化”，“文革”後“保持古都風貌”，亞運會建築群以及眼下的以奧運為宗旨的城市建築。北京的建築面目被歷史和政治的化粧師涂抹得很不清晰了。如今的北京，給人的大體印象是大、堵、亂、雜，400年前的飛檐鬥拱與大面積的玻璃幕墻比肩而立，四合院和摩天大樓一墻之隔，北京像個大工地，到處都是劃著圈的“拆”字和鐵皮隔板，誰也說不清2008年的北京會變成什麼樣。

如今，一方面是世界級的建築師已經將北京作為他們新異作品的展示之地，從國家大劇院的“世紀巨蛋”到奧體中心“鳥巢”體育場到“水立方”遊泳館到“藍色恐龍”中央電視臺新樓，北京在忙著更新，忙著接軌，忙著尋找和創建新地標。另一方面，一些著名舊建築常常難逃被拆除的厄運，康梁變法的重要聚集地粵東新館被拆，美術館後街的趙紫宸、趙蘿蕤故居被拆，齊白石、蔡元培故居僥幸保住……事情往往是這樣的，當我們緊跑慢趕地去學習人家緊跟別人的步伐的時候，而別人倒恰恰來北京找尋胡同和四合院了，據稱有一個北京胡同保護機構卻是一位法國人士在操持。發展與保護、新建與舊藏之間的關係，是兩難的選擇和平衡。

建築拆除了，“總把新桃換舊符”了，一些建築新貴建立起來之後，並不一定獲得來自域外人士的認同，因此北京的特質沒了。更何況，新建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僅有現代建築工藝和裝飾材料也遮掩不住文化的蒼白，到頭來，舊的好的沒保住，新的劣的難拆除，北京街頭這樣的尷尬難道還少嗎？吳良鏞先生非常擔憂地說：“過高的容積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與觀賞空間，帶來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環境惡化。高樓和高架橋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現代文明，但事實上是中國城市文明瑰寶的蛻變，使北京淪為‘二手貨的城市’。”從現實的情況看，這種擔憂絕對不是杞人之憂，而已然是歷歷在目的日常存在。

建築是文化的載體，北京的土地並不能簡單地歸為“地塊”，也不能僅僅以錢為本、以市場為本、以“國際化”為本，而應該是以人為本、以文化為本、以“本土化”為本。

面對2008，北京提出了“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最難辦的就是這人文奧運，不能定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們那時拿一個跟紐約、倫敦、東京差不多的城市來面世，那北京除了還叫北京之外還有什麼？王軍先生的《城記》正可以讓我們回溯一下北京的建築變遷，反思我們過去犯過的錯誤，要緊的是，別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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