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裏的讀書人

■畢飛宇

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不是石頭下面那些“不朽的人”，不是。是公墓裏頭那些活著的人，是那些普通的市民，準確地說，是那些讀者

是怎樣的一本書讓他們如此地寂寞，如此地安詳，如此地滿足，如此地幸福

法國人對圖書的熱愛我是知道的。大概在三四年之前吧，上海領事館的法國總領事鬱白先生來到南京，吃飯的時候閒聊，他告訴我，他就要離開中國了，最近剛剛買了一些中國書。我問他買了多少，鬱白先生想了想，笑著說：“兩噸。”

一個買書的人用“噸”來做他圖書的計量單位，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想，這可能就是法國人了，做事和說話都要不同尋常。但是，就在不久前，我在法國參加了他們的第二十四屆圖書沙龍，我終于發現了法國人最平常的一面，最自然的一面，那就是他們對圖書的喜愛。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看到一個手捧寶書的法國人，地鐵，街頭，公園，咖啡館，酒店的大堂，一句話，一切可以坐下來的地方。他們捧著書，神情是專注的，忘我的，但同時又是悠閒的，家常的，自足的，像呼吸一樣，也可以說，像咀嚼一樣。我在中國同樣看到過許許多多的讀書人，撇開所謂的“專業知識分子”不說，我們的讀書人大多是一些臨近高考的孩子，或者說，是一些攻研或攻博的年輕人。在他們閱讀的時候，有一個最顯著的特徵，臉上都帶上了“最後一搏”的莊嚴，是總攻，是全力以赴，是迫在眉睫，倣佛賭徒手中最後的一個籌碼。等籌碼壓出去之後，放下圖書，立地成佛。

不用不好意思，必須承認，從總體上說，我們的閱讀要功利得多。關于圖書，我們的漢語不是有一個最形象的比喻麼：敲門磚。敲門磚，說得好。磚頭是有用的，但是，面對“磚頭”，我們缺少了一樣最簡單的東西，那就是日常的感情。

我還記得克羅德·巴彥先生帶我去遊玩的那個下午，克羅德先生六十多歲了，他把我們帶到了貝爾拉雪茲公墓。那是一個晴朗的午後，有陽光，卻很冷。公墓非常遼闊，肅穆而又冷清。克羅德先生興致勃勃，他把我們帶到了巴爾扎克的面前，帶到了普魯斯特的面前。克羅德拿著地圖，一次又一次為我們尋找那些刻在石頭上的名字，那同時也是刻在我們心中的名字。然而，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不是石頭下面那些“不朽的人”，不是。是公墓裏頭那些活著的人，是那些普通的市民，準確地說，是那些讀者。他們坐在公墓的長椅上，安安靜靜地讀他們的書。有一對年老的夫婦引起了我的特別的注意，他們有七十多歲了吧，也許還不止。他們的年紀讓他們無限地安詳，一句話都沒有，他們就坐在很冷的陽光裏，戴著手套，一個人的手上拿著一本書，坐得齊齊的，正正的，用我們幼兒園的老師常說的話說，“很乖”，“很聽話”的樣子。我不知道他們是枯寂的還是幸福的。我不知道。他們在讀什麼呢？是巴爾扎克還是普魯斯特？是《長壽秘訣》還是《怎樣安度晚年》？我不知道。我多麼地想知道。是怎樣的一本書讓他們如此地寂寞，如此地安詳，如此地滿足，如此地幸福？我不知道。我是一個寫書的人，我多麼地希望在我百年之後有一對年老的夫婦靜坐在我的墓前，捧一本莫言的書，捧一本蘇童的書，或者，捧一本我的書。我希望那本書是我的。我想我會微笑。這是隱藏在我內心的最大的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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