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秋雨《笛聲何處》有感之二
編者按
去年，一本《石破天驚逗秋雨》，一場著名的“金余舌戰”，使金文明的名字與余秋雨緊密聯係在了一起。近日，金文明再度把目光瞄準了余秋雨昆曲研究新著《笛聲何處》，撰寫三千字長文，指出，號稱“封筆于今年春天”的《笛聲何處》，不過是“兩碟冷菜的拼盆”，且其中錯字、別字、脫文、衍文，以及文史知識方面的訛誤，超出了60處。東方網于本月7日登載了這篇名為《不是盜版，勝似盜版——讀余秋雨新著<笛聲何處>有感》的長文。
昨天,金文明先生又寄來《文章千古事，豈能亂彈琴？——讀余秋雨《笛聲何處》有感之二》一文。現發布此文，供對此有點興趣的網友品評。
文／金文明
余秋雨ＶＳ金文明
我在上一篇《不是盜版，勝似盜版》的文章中，主要是批評古吳軒出版社極其粗疏的工作作風，匆匆忙忙地拋出一本排校差錯嚴重超標的劣質圖書。其差錯率之高，竟然達到萬分之七以上。這在“文革”以來30多年出版的學術類圖書中，簡直可以算破天荒。現在這一篇就來談談余秋雨先生自己所犯的一些近乎荒唐的文史差錯以及涉嫌剽竊等問題。
東漢的隱士怎麼成了明代的劇作家？
這是一個稍稍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出的低級差錯。
在《笛聲何處》下篇“魏梁改革”一章中，余先生寫到明代傳奇《浣紗記》的作者梁辰魚時，特地為他配了一幅畫像（見下圖，據《笛聲何處》第40頁翻印）。畫框外左下角注了三個字，說明圖中的人物就是“梁辰魚”。然而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圖的右上角卻又明明白白印著“漢高士梁公鴻”。莫非余先生認為“梁公鴻”就是“梁辰魚”？但一查史料，梁辰魚字伯龍，號少白，根本沒有用“公鴻”作名和字、號的記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說他“虬髯虎顴”，而畫中人既不是“虎顴”，頷下也沒有“虬髯”，似乎對不起來。最無法解決的矛盾是，梁辰魚是明代的劇作家，而畫中人的身份卻是“漢高士”。明和漢兩個朝代隔著一千多年，怎麼能混為一談呢？還有，畫中所題四言詩的第一句又稱“梁公鴻”為“梁公”，說明“公”是敬稱，其人名叫“梁鴻”。《後漢書·逸民傳》記載他是個高士，晚年“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這又和四言詩第二句所說“寄跡皋廡”完全吻合。所以畫中人確定無疑是漢高士梁鴻。余先生竟然拿來給梁辰魚相配，實在有點荒唐。不知道余先生是絕頂粗心、視而不見，還是明知故犯、有意蒙人？只有留待他自己來解釋了。
“杭州余蘊叔戲班”解讀
在《笛聲何處》上篇“不可思議的社會性癡迷”一章中，余先生對他創造的“昆曲曾經讓中華民族癡迷了兩個多世紀”的高論提出了三點依據。其中最後一點是：“職業昆班的高度發達和備受歡迎。”這裏且不談他的高論是否站得住腳，只來看看他立論所依據的史料是怎麼被曲解和篡改的。
為了強調明代昆曲演出時的轟動效應，余先生特地引了當時筆記小品中的有關記載來極力加以渲染，他說：
據張岱《陶庵夢憶》記載，杭州余蘊叔戲班的一次演出曾出現過“萬余人齊聲吶喊”的壯觀景象，而蘇州楓橋楊神廟一次職業戲班的演出竟然達到“四方（來）觀者數十萬人”。（《笛聲何處》第18—19頁）
張岱是一位嚴謹的學者和才華過人的文學家。他的小品佳作《陶庵夢憶》，大多是自己早年生活的實錄，完全可以用來作為研究明代戲劇的珍貴史料，但前提必須是準確解讀和運用，來不得半點牽強附會的曲解和弄虛作假的篡改。遺憾的是，這些讓學術界不屑一顧、嗤之以鼻的手法，都被余先生做到家了。為了說明問題，我先把張岱《陶庵夢憶》中與“杭州余蘊叔戲班”有關的文字摘錄在下面：
《陶庵夢憶》卷六“目蓮戲”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斤鬥蜻蜓、蹬壇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剎、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為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余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猝）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1982年11月上海古籍版，第52—53頁，標點略有改動）
這裏分三點加以考辨。
（一）“余蘊叔”是誰？
余秋雨先生說：“杭州余蘊叔戲班。”他這樣稱呼，讀者只能理解為“余蘊叔”是一個姓“余”名“蘊叔”的人。其實大謬不然。這位“余蘊叔”姓張，名燁芳，字爾蘊，號七磐，是張岱的七叔。據張岱《瑯嬛文集》卷四所收他自撰的《家傳》“附傳”記載：
家傳之有附，何也？附吾仲叔葆生、三叔爾含、七叔爾蘊也……
仲叔（二叔）諱聯芳，字爾葆，以字行，號二酉生……
三叔諱炳芳，號三峨……
季叔（小叔）諱燁芳，號七磐。生而跋扈，不喜文墨，招集裏中俠邪，相與彈箏蹴踘，陸博摴蒱，傅粉登場，鬥雞走馬……猶子（侄子）張岱曰：“語雲：‘千裏馬善蹄嚙（踢咬）人。’蓋不蹄不嚙，不成其為千裏馬也。”見爾蘊叔于髫時，其蹄嚙特甚，而二十而後，見鞭影而馳，遂能瞬息千裏，豈馬之善變哉！（見光緒丁醜刻本第112—117頁）
由以上記載可以確證，張燁芳是張岱的七叔，字爾蘊。所以張岱稱他“七叔爾蘊”，又稱他“季叔”、“爾蘊叔”等。《陶庵夢憶·目蓮戲》劈頭上來說：“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這裏的“余蘊叔”，就是“我的爾蘊叔叔”之意。在《爐峰月》一文中，張岱又稱他“余叔爾蘊”。這種稱呼只限于侄兒張岱對他的七叔使用，別人是不能照搬的。余秋雨先生根本沒有讀懂，又不想花力氣去搞搞清楚，就把“余蘊叔”當作姓余名蘊叔的人來叫了，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二）“余蘊叔”是杭州人嗎？
余秋雨先生在談“職業昆班”時提到了“杭州余蘊叔戲班”，可見他是把“余蘊叔”定為杭州人的。這種說法毫無根據，純屬想當然。張岱曾經在《自為墓志銘》中稱自己是“蜀人”，這是就其祖籍而言的。根據史料的記載，從他的高祖張天復起，到曾祖張元汴、祖父張汝霖、父親張耀芳，直至張岱本人，除外出做官或遊歷，都世代居住在山陰（今浙江紹興）。因此後世所作的年譜、傳記和各種人名辭典，都稱他們為“山陰”人，可以說無一例外。張燁芳是張岱的小叔，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就去世了，大約只活了30歲左右。雖然生前曾離家外出遠遊，“挾一編走天下”，但最終仍返回家鄉，埋骨桑梓，怎麼會莫名其妙變成“杭州”人了呢？清朝初年，張岱曾經多次流寓杭州，在那裏棲居、讀書、遊覽，還寫過一本《西湖夢尋》的山水筆記，以生動傳神的文筆記述了杭州西湖的林壑幽徑之美和人文景觀之盛。莫非由于這一原因，余先生才想當然地讓張岱的“蘊叔”也跟著侄兒搬到了杭州？但這是需要確鑿的史料為依據的。請問余先生：您能拿得出來嗎？
也許余先生會說：我講的“杭州”，不是指“余蘊叔”的籍貫，而是指他帶著戲班到杭州演出。這種辯解也經不起一駁。《目蓮戲》中寫“余蘊叔”在演武場搭臺演戲，引起“萬余人齊聲吶喊”，有位熊太守以為“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據查，這位熊太守名叫熊鳴岐，當時任紹興知府，而山陰正屬他管轄，足證“余蘊叔”搭臺演戲是在家鄉山陰而不在杭州。
（三）“徽州旌陽戲子”怎能與“職業昆班”混為一談？
這是余秋雨先生為了證成自己的觀點而蓄意篡改史料的又一典型事例。按理說，他要證明“職業昆班”的備受歡迎，理應舉一個昆班演出的例子才行。但他不肯花工夫去找，或者雖然找了卻沒有發現，于是就把不少戲劇研究者經常引用的《陶庵夢憶·目蓮戲》中“余蘊叔”的材料拿過來充數，因為裏面寫到了觀眾看戲時“萬余人齊聲吶喊”的情景。殊不知張岱的文章明明寫著：“余蘊叔”選的演員都是“徽州旌陽戲子”，演的也是“目蓮救母”這樣的武戲。眾多的演員都有很好的武功，化裝成“天神地祇”、“牛頭馬面”、“夜叉羅剎”等神怪，串演走索、翻桌、跳圈、蹬壇、竄火等令人眼花繚亂的技巧，加上唱的都是高亢激越的聲腔，配以氣勢宏壯的大鑼大鼓，無論對觀眾的視覺或聽覺都有很強的衝擊力，因而才引得臺上臺下“萬余人齊聲吶喊”。這哪裏是當時家庭或職業昆班演出所能達到的效果！余先生不願意放棄這條材料，但徽劇和昆曲對不上號怎麼辦？他就來個明目張膽的篡改，把張岱文中寫到的“徽州旌陽戲子”、“目蓮戲”這些內容抹得幹幹凈凈，只截取“萬余人齊聲吶喊”一句話來蒙騙讀者。這種違反學術道德的做法，實在太離譜了！
接下來再看余先生所舉的第二個事例。他說：
蘇州楓橋楊神廟一次職業戲班的演出竟然達到“四方觀者數十萬人”。（《笛聲何處》第19頁）
余先生所舉這一事例，來自《陶庵夢憶·楊神廟臺閣》，原文開頭說：“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臺閣是古代民間一種群眾性的遊藝活動，于農歷九月舉行。將余先生的敘述跟《陶庵夢憶》原文作一比較就可發現，原文關于迎臺閣的地點只說了“楓橋楊神廟”，而余先生卻特地在“楓橋”前面加上了“蘇州”二字。這一加無異畫蛇添足，把他那不懂裝懂、強作解人的毛病給暴露出來了。余先生大概早年讀過《唐詩三百首》，一見“楓橋”，便認為那是唐代詩人張繼所寫七絕《楓橋夜泊》中的楓橋（在今蘇州市區西部），便立即信手揮筆，把它鎖定在蘇州。殊不知“楓橋”作為橋名，在古代至少有5座，如江蘇蘇州、浙江諸暨、江西黎川、福建福州、山東日照等地都有，這在古人的詩文中均可查到；作為鎮名，也至少有2個，並非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陶庵夢憶》中寫到的“楊神廟”，又稱楊相公廟，其神名楊儼，宋時曾被封為紫薇侯。蘇州的楓橋鎮只有寒山寺而沒有楊神廟，此廟的地點是在浙江諸暨東北的楓橋鎮。隨便加上“蘇州”二字，就把屬于浙江的楊神廟劃歸江蘇所有，這顯然毫無道理。我想當地的政府和老百姓是不會同意的。余先生原籍浙江，也許有人還會說他吃裏扒外呢！
是引用還是剽竊？
凡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引用”和“剽竊”這兩個概念，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我這裏先把事實擺出來，供大家討論和分析。
余秋雨先生在《笛聲何處》下篇“本世紀的豐收“（三）《長生殿》一章中談到這部古典戲劇的作者洪昇時寫道：
洪昇在幼年時期就跟隨陸繁弨學習，稍後又從毛先舒、朱之京受業。陸繁弨的父親陸培在清兵入杭州時殉節而死，繁弨秉承著父親的遺志，不願在清廷統治下求取功名。毛先舒是劉宗周和陳子龍的學生，也是心懷明室的士人。同時，與洪昇交往相當密切的師執，像沈謙、柴紹炳、張丹、張競光、徐繼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遺民。這些人物的長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昇思想中留下應有的痕跡。加以洪昇的故鄉杭州，本就受著清代統治者特別殘暴的統治，不僅當地人民處于“斬艾顛踣困死無告”的境地，連“四方冠蓋商賈”也“裹足而不敢入省會（杭州）之門閥”（吳農祥《贈陳士琰序》）。而在洪昇的親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高壓政策下死亡、流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錢開宗，就因科場案被清廷處死，家產妻子“籍沒入官”；他的師執丁澎也因科場案謫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陸寅，由于莊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長死亡，父親陸圻出家雲遊；他的友人正嚴，也曾因朱光輔案而被捕入獄。這種種都不會不在洪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響，因此，在洪昇早年所寫的詩篇裏，就已流露出了興亡之感，寫出了《錢塘秋感》中“秋火荒灣悲太子，寒雲孤塔吊王妃。山川滿目南朝恨，短褐長竿任釣磯”一類的詩句。（《笛聲何處》第133—134頁）
這一大段文字，是有關洪昇父輩、師執和好友等社會關係及交往經歷的專論。全文總共435字。一般的讀者看過以後，除了感到內容豐富，敘事翔實，邏輯嚴密，條理分明，寫得很好以外，恐怕提不出什麼別的意見。
說來也實在湊巧，意想不到的情況偏偏讓我給碰上了。去年冬天，我因為對余秋雨先生的歷史散文指錯，同復旦大學的章培恒教授發生了一點文字上的糾葛。為了準備辯論，我找來章教授的幾部著作仔細拜讀。其中有一部《洪昇年譜》，由于搜羅廣博，考證詳密，深受我的喜愛，差不多讀了兩遍，對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過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時隔半年，再來讀余先生這段文字，第一個感覺就是似曾相識。于是便從書架上拿來《洪昇年譜》，在“前言”的第4—5頁上，找到了跟《笛聲何處》中那段內容雷同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核對起來。真是不核不知道，一核嚇一跳。這兩段來自兩位學者兩部不同著作的文字，不多不少，竟然都是435個，不但句句相同，詞序和語序完全一致，就連用字和標點也達到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是余先生寫錯了一個人名）。這個現象，恐怕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其中的一個人抄襲了另一個人。究竟誰抄誰呢？章教授的《洪昇年譜》出版于1979年；余先生的《笛聲何處》殺青于2004年，而其中論述洪昇的這段文字，全部來自他問世于1985年的舊著《中國戲劇文化史述》。因此可以斷定，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本來我以為，章教授是潛心研究洪昇的專家，余先生是大面積泛論昆曲的行家，就水平和探索的程度而言，難免有高低深淺之分。因此後者從前者那裏得到一些啟發和借鑒，或者移植幾個新穎的觀點，或者引用幾句精彩的論述，甚至按照余先生的習慣，以自己生動流暢的文學語言，來個換湯不換藥的形象改裝，都是無可指責的。這種做法，在當代的學術研究中早已司空見慣，一般不會有人出來說閒話。如要以防萬一，就在哪個角落裏注上參考或引自某人某某著作就行了。可余先生這次做得實在太過分、太不聰明了。即便是抄，也得有個規矩和章法，有點節制和顧忌，怎麼能把人家章教授精心構思撰寫的長達435字的人物專論，不作一點刪節，不加任何修飾，就一古腦兒地搬進自己的書裏呢？而且對于原創者是誰，抄自他的哪一部學術專著，都沒有一言半語的交待。這算什麼行為？是參考、引用，還是抄襲、剽竊？要知道，章教授原著的那段論述，雖然只用了435字，內容卻高度濃縮，語言也是極其精煉的。其中一共涉及18人，尤其是錢開宗、丁澎、陸寅、正喦4人的事例，每人都只用了一句話來概括。例如章教授說：“他（洪昇）的友人正嚴，也曾因朱光輔案而被捕入獄。”這句話看來簡短，但章教授卻在《洪昇年譜》第86-87頁詳細引用了《三岡識略》、《凈慈寺志》、《清波小志》、《稗畦續集》等4部典籍中的6種資料，通過論證才得出的，可謂要言不煩，惜墨如金。余先生不但不費吹灰之力照單全收，還把正喦（亦作嵓、岩）法師的名字誤成了“正嚴”。可見他連那些原始材料都沒有看過。這種連菜帶盤全部攫為己有的做法，算不算剽竊？讀者諸君可以討論分析，余先生也可以據理力辯，但希望千萬不要回避，別再悶聲大發財。因為問題一經提出，全國的莘莘學子、碩士博士，都在等著結果哪！如果余先生這樣的抄襲不算剽竊，而且合情、合理、合法，那他們必然會群起響應，向心儀已久的文化名人學習，到前賢的著作裏東抄西撮，輕輕松松地寫好畢業論文，或者拼湊幾本學術新著撈點實惠，誰都別再去批評和指責他們，因為人家可以拿出余先生的榜樣來為自己作“義正辭嚴”的辯解。否則，就應當如實地告誡他們，這樣做是不行的，是對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竊，一旦被揭露曝光，必將聲名狼藉，難見江東父老之面！
文章千古事，豈能亂彈琴？治學為文，特別是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人，必須堅持嚴謹踏實的作風，以科學誠信為本，來不得半點弄虛作假。某些不良的行為，看來似出偶然，卻反映了治學者文品和人品的缺失。尤其是我在本文最後提出的問題，關係到後學成才和成人的百年大計，希望余先生能引起警惕，萬勿以危言聳聽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