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2004年，繼“錢穆熱”之後，中國讀書界興起了“余英時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和三聯書店相繼出版了多種余英時著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余英時的《重尋胡適歷程》，該書為余英時最新著作，與聯經版《胡適日記全集》同時發行。誠如顧思齊先生所言：“這本《重尋胡適歷程》，是當代最傑出的知識分子論述現代最偉大的知識分子。”
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還有余英時。
剛剛托朋友在香港買回臺灣版《重尋胡適歷程》，才發現廣西師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已推出了大陸版。沒買臺灣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並不太懊悔，畢竟，胡適加上余英時，是我不能錯過的書。
胡適生逢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創世紀的時代，風雲際會四十年，在現代學術史上開天辟地創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領域指點江山轉移風氣，在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方面堅守自由主義，這三個層面的貢獻，並世皆無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時所言：“適之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時的學識則成就于上世紀50年代海外飄零的環境，形格勢禁，已不復胡適的時勢，也難成胡適的事業。盡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學院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之長，其治學不以文獻的堆砌及方面的博雜取勝，而以歷史的通觀及分析的精辟見長，識見之通達，觀察之犀利，表達之明晰，在在有胡適遺風。我們應當慶幸，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還有余英時。
因此，在我看來，這本《重尋胡適歷程》，是當代最傑出的知識分子論述現代最偉大的知識分子，我輩當焚馨以拜讀之。
近十數年以來，胡適在大陸已成顯學，論胡的新舊著作俯拾盡是，但最重要、最值得優先閱讀者，我以為要數海外唐德剛、余英時兩家。唐氏五十年代親炙胡適的身教，其《胡適雜憶》文字生猛，議論跳脫，刻畫胡適的精神風貌最為生動；余氏則辨析綿密，知人論世，尤以學術思想上的識力取勝。由胡適看現代中國，是切入現代中國史的捷徑；而由余英時看胡適，又是深入胡適思想的方便法門。
其比勘史料細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猶健，完全未顯出年邁筆衰的跡象。
余英時的論胡之作，過去曾結集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這部《重尋胡適歷史》實為增補新編，而以新作《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來，晚清到民國時期許多重要人物的日記已相繼出版，為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增添了很豐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價值而言，《胡適日記全集》恐怕仍然要佔第一位，遠非同類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讀完這部四百萬字的日記，便好像重溫了一遍中國現代史，不過具體而微罷了。”胡適的日記萬象包羅，而余英時的文章也魚龍曼衍，洋洋十萬言，篇幅竟超過全書之半。此文以胡適日記為中心史料，對胡適生平各個階段分別寫出個人心得，其中關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哲學素養、早年與毛澤東的交往、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認識、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抗戰時對日的和戰策略、取代蔣介石、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出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等問題，多有自出機杼的新收獲。其比勘史料細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猶健，完全未顯出年邁筆衰的跡象。
此外，余氏在日記的字裏行間，鉤沉出胡適與原來的杜威秘書、以後的杜威夫人Roberta Lowitz之間一段短暫情緣，也是很有趣味的發現。胡適以領導“新文化”見稱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與發妻江冬秀始終不離不棄，又完全符合“舊道德”，故而“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太太亦隨之”遂成民國的著名佳話。不過，在白頭偕老的背後，胡適的情感世界其實並非一池靜水。關于胡適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頗有新知，如沈衛威綜合知情人的回憶，指出胡適跟表妹曹誠英情到深處，以致一度擬與江冬秀離異；海外的周質平根據胡適佚簡，發掘出胡適與美國女友韋蓮司之間長期的柏拉圖式戀愛；韓石山甚至認為胡適跟徐志摩的交際花太太陸小曼也有曖昧……如今，余英時又為胡適的情人榜增添一筆，我們對這位“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認知。
書中其他各篇在大陸多係初刊，但其實已是舊作。其中《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兩文，在近代思想學術史的背景中檢討胡適的貢獻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學術史的典范之作。學術史研究，可謂既容易又困難的工作。對于傳統學問登堂入室者而言，論學術史是殺雞用牛刀，所以容易；而對于傳統學問未窺堂奧者而言，則論學術史也就難得要領，所以困難。近世以降治學術史知名者，從梁啟超、錢穆到余英時，自身都是古典學問的大家，故他們以專業之余事而論人論學，就能以深就淺，左右逢源；相反，大陸今之治學術史者，多由近現代史或文學史專業轉入，對古典學問有似葉公好龍，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體驗，故其學術史論說往往終隔一層，很容易見駱駝則曰馬背腫，看似引證繁密，實則方枘圓鑿。現在有余英時珠玉在前，我們就更增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觀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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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胡適 |
我讀後感覺，他對胡適的評價似乎今更勝昔。
跟胡適一樣，余英時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個層面：專業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評論、切近現實政治的時論。只是其時論大陸讀者難得一見。但此書所收《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一篇，其實就是為胡適百年誕辰而作的時論，在全書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卻極重。此文拈出胡適上世紀40年代後期的自由主義言論，從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變遷的角度重估其歷史意義：“在1947年的中國公開宣稱以蘇聯為首的集團是歷史上‘一個小小的逆流’，更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舉動，如果沒有絕對的自信是不可能說這句話的。但是1989年東歐國家的全面崩潰、蘇聯的遽速變革……竟證實了他在42年前的觀察，胡適似乎成為一個‘偉大的先知’了。”這是為胡適招魂，為自由主義招魂，這也是關于胡適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評論。
余英時的業師錢穆跟胡適一派在學術上頗有抵牾，故書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錢穆影響稍多，對胡適在總體上雖極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評；《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則可視為余氏的晚年定論，而我讀後感覺，他對胡適的評價似乎今更勝昔。試舉一例：關于胡適的西方哲學素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有謂：“對于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雖是為胡適辯護，實際上褒中含貶；而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裏，評價則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于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像他們那樣的皖籍學人，恐怕今後再也不會出現了。
余英時評論過不少現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學方面的顧頡剛、洪業、郭沫若，文學方面的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鐘書，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陳獨秀；但著墨最多者，則是陳寅恪、胡適及錢穆三人，尤以陳、胡二氏更多。回憶、評述錢穆的文集原題《猶記風吹水上麟》，大陸增補版改名《錢穆與中國文化》，可惜字句改竄不少。《重尋胡適歷程》引進及時，而且僅有非常有限的刪改，實屬難能；因為出版在後，《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還多出一篇有重要補正的後記，反較臺灣版更為完備。可惜《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依然無法在大陸面世，一般讀者只有在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附錄裏略窺梗概了。
有論者指出，古徽州地區近千年產生了三位對中國文化史影響最大的學術巨子：朱熹，宋明理學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樸學的代表；胡適，現代新文化、新學術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時對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專著，分別是：《朱熹的歷史世界》、《論戴震與章學誠》、《重尋胡適歷程》。余氏籍貫安慶潛山，雖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鄰。他是有意識地在學術上表彰鄉賢嗎？也許不盡然，這三部著作都仍屬于他的專業范圍。也許這只是他學術生命中的偶然，但這是一個何等完滿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獨領中國商業風騷，經濟繁榮更促進文化昌盛，故明清以來安徽籍學者特多，著述亦夥。據近人孫雨航《近四百年來安徽學人錄》著錄，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學術專著流傳者即有三百余人之眾。故戴震、胡適、余英時的成長，絕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時世移異，人事代謝，古徽州早已輝煌不再。胡適之墓木已拱，余英時年過古稀，我想，像他們那樣的皖籍學人，恐怕今後再也不會出現了。（書評人
顧思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