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的講堂裏，雙手向臺上那位梳著滿頭整齊白發的法國老人遞上《馬克思的幽靈》。扉頁就打開在面前，卻被德裏達一把抓去，翻來覆去地端詳。他一定奇怪，為什麼自己這本代表作有個中譯本，他卻蒙在鼓裏。
那是一場乏味的討論會。與會者一次次重彈“解構之後還能剩下什麼”的老調，留下的印象只有簽字時的小插曲，以及他那深不可測的眼神，傳遞著不信任的信息，倣佛又走到了一個“世人皆以為癡”的所在，他又成了一個指東打西、大搞術語迷宮和文字遊戲的先鋒派。2004年10月8日德裏達臨終的時候，這類遭遇或許會成為他終生的遺憾，他沒能來得及向更多的人證明，他是有著嚴肅學術抱負的學者。10月8日過後，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陣營倏忽之間又少了一位大師，一位生前被認為是偏激的先鋒派的大師，一位被指為“晦澀”、“拒絕理解”，劍橋大學欲授他“榮譽博士”頭銜的時候，曾遭到全世界20位知名學者聯名抵制的大師。
當市場誘惑文化
德裏達走了，保爾‧利科進入倒計時。若不是“炮打貝爾納－昂利‧萊維”事件，我們恐怕還不知道法國哲學界已經過渡（淪落？）到萊維的時代。薩特、福柯、德裏達之後，這位“美男哲學家”一路踏著大眾傳媒的步點走到舞臺中心，就他唯一有中譯本的著作——《自由的冒險歷程》來看，“萊維時代”的價值確有存疑的必要。
“炮轟”者要一口氣出七本書批判其哲學思想，詰問其學術成就，有的甚至直接把萊維定性為“學術騙子”。萊維的“行徑”在傳媒時代其實不新鮮，無非是善于炒作、包裝、制造概念而已，再加上自身魅力出眾，輕而易舉暴得大名，斂取了家財萬貫。“炮轟”事件流露了知識界中普遍的焦慮：商業社會下學者和學術會不會貶值？學術是否應該與大眾傳媒保持距離，固守自己的一隅？這種焦慮至少還可以維持個十年八年，每個國家的學術思想界都不得不正視拉塞爾‧雅各比關于“最後的知識分子”的悲壯警告。
無獨有偶，美國學界也發生了一場炮轟。歷來走精英路線的《紐約時報書評》在新任主編凱利上任後，開始有意轉向大眾口味。此舉頓時引起巨大爭議。眾多作家學者紛紛譴責凱利缺少良知，甚至以棄讀該報相威脅，要凱利放下屠刀。凱利只能無奈地說：他覺得適當引入一些大眾化的內容也未必不是一種好的嘗試。
“美男哲學家”的如日中天，反襯著第一代“美女作家”凋零季節的黯淡。9月24日，弗朗索瓦絲‧薩岡因肺栓塞去世，終年69歲，報道不少，惋惜不多，因為雖然《你好，憂愁》一度引領了歐洲年輕一代的思想風氣，但薩岡的文學貢獻到60年代就止步不前了。然而這位法國江郎也是個眼球經濟的受益者，填充她生活的除了有限的寫作外，盡是交際、緋聞和種種來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晚年盡管漸趨潦倒，新聞號召力仍不下當年。
薩岡方辭世，萊維正當年，《紐約時報書評》圖謀轉向，文化與市場不用再偷偷摸摸暗通款曲，自己的版稅和別人的眼球，是晃動在每個文人眼前的誘惑。
當傳記揭露傳主
哥倫比亞作家何塞‧路易斯‧迪亞斯－格拉納寫了本傳記：《另一個巴勃羅》，選在傳主巴勃羅‧聶魯達百年誕辰（7月12日）前夕舉行了首發式。所謂“另一個”其實不算另類，無非是為聶魯達的傳奇一生作一番合乎常識的還原罷了。大凡認真讀過聶魯達自傳的人，都不難看出他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創作上，都有“縱欲過度”的跡象。格拉納描寫聶魯達有著一雙憂鬱的眼睛，聲音顫抖而衰老，嗜酒而冒失不拘禮節，仔細想想，都在情理之中。
聶魯達寫了一輩子，蘭波只寫了三四年，就走上了似乎是詩人最不該走的一條路：以放棄詩歌來表達對詩歌的忠誠，以詛咒自己的民族和“壞血統”書寫青春。9月20日前後，遍布民間自發的紀念，讓《地獄一季》《醉舟》的作者平靜地度過150周歲生日——要知道他才是正宗的波希米亞式生活的先驅。兩個月之前，用一種半死不活的語言寫作的艾‧巴‧辛格也靜悄悄度過了自己的百年誕辰，可憐他早就跌出時尚之外，法國記者弗洛朗斯‧努瓦維耶為辛格寫的最新傳記，遭到英國出版商的無情冷落。
英國人顯然對本民族的作家更有興趣，比如格雷厄姆‧格林。不過格林的百年誕辰（10月4日）過得並不安寧。謝瑞是格林生前首肯的傳記作者，如今他終于出齊了皇皇三大卷格林傳記，卻因為描寫了格林生活的許多陰暗面，被認為有意醜化傳主。格林的兒子惱火道：不是說作傳就得報喜不報憂，但是“他對妓院的興趣超過了他的既定主題”。
美國人倒是歡迎這三卷歷史細節充實的傳記，也沒有忘記格林的現實意義，2001年，好萊塢還重拍了《文靜的美國人》，老影星邁克爾‧凱恩和新銳後輩布蘭登‧法拉瑟聯袂主演，可見小說的現實意義仍然被記憶猶新，它提醒美國人在反恐怖主義警笛長鳴的時候，切莫忘卻越戰的教訓，忘卻托馬斯那句話：“自由？自由是什麼意思？”美國人剛剛失去了他們自己的傳記大師——威廉‧曼徹斯特。早兩年就傳出了曼氏病重的消息，6月初，《光榮與夢想》的作者在找好了他滿意的丘吉爾二戰傳記的合作者以後，總算可以放心離去了。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病痛的折磨令他寫作速度驟降：“五十年來我用語言寫作如同呼吸一樣容易……不能寫下去的感覺無法形容”。
當暢銷書結盟政治
有人在紀念，有人在撈錢。世界級暢銷書作者在2004年繼續擴容。今年6月，已故戴安娜王妃的管家保羅‧伯勒爾的王妃生平回憶錄《王室職責》出了平裝本，增加了一章“王室風暴”，延續了去年精裝本的暢銷風暴。緊接著便在倫敦皇家劇院上演單人劇，保羅自己出任主演。
從人文的角度看，《王室職責》最大的亮點是提出了主仆忠誠的問題：在一個契約社會裏，王室服務係統的運作卻以人身依附為基礎，其中埋下的錯位的隱患，遲早要以信任危機的形式爆發。但這本流水賬一樣的傳記書本質上是做給大眾看的，戴妃死後，伯勒爾憤懣揭露王室構陷他盜竊戴妃財物，並把他推上法庭的情節，恐怕不是太多人會關心的了。伯勒爾也知道這一點，6月20日的那場戲既給自己漲了身價，也是在保守閉塞的王室面前顯示市場的力量。
已經成名的暢銷書作家繼續他們的穩健步伐。7月8日，《哈裏‧波特》作者J.K.羅琳被母校愛丁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在頒授典禮上，帕梅拉‧孟教授稱：“即使對那些最不愛讀書的人而言，閱讀也（因為《哈裏‧波特》）變成了一樁酷事。”羅琳由潦倒徐娘變成世界名流只用了兩三年，可謂一步登天；而另一位女暢銷書作家基蒂‧凱利以揭第一夫人隱私為能，十多年來一直站在大眾閱讀的前沿。9月中旬，凱利又出版了揭秘新書，這次是揭露現任總統布什夫婦吸毒的老底，引得白宮勃然大怒。然而公眾人物隱私權為零，白宮也只能是罵罵而已。
在美國，鑽進社會每一個角落的政治永遠是暢銷書的衣食父母。比爾‧克林頓的自傳從年初開始炒到大選前三個月終于出版，一向精力旺盛的他終于也挺不住了，被迫在胸腔裏搭了座“橋”。前總統出書本是一陣好風，惜乎這場突如其來的心臟搭橋手術，又給民主黨競選蒙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不過對克林頓而言，最有意義的還是那令人發指的150萬冊當月銷量。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資本主義社會大選是有錢人遊戲”的觀念，但資產階級的財主們自有辦法讓全國人民參與進來，這就得勞文人的大駕了。一年之內，“反布什圖書”陸陸續續出版了近百本，而右派的反擊則乏力許多，只是到了年中才推出一部重量級的《難堪大任》。該書大量回顧克裏在越戰中的表現，勾勒了一個在“難堪大任”的克裏當選後有可能降臨的黑暗時代。與此同時，普京總統正埋在克裏姆林宮的沙發裏，摩挲著有關自己的一本本傳記：俄羅斯2月大選的時候，10多種普京傳記向傳主獻上了各種讚辭，而有關其他候選人的讀物幾乎不見蹤影——這倒更像一場“遊戲”。
誰執掌知識分子的尊嚴？
10月初，諾貝爾獎再一次發給了陌生人，全世界的眼鏡商又發了筆小財。不過沒多久，埃爾弗雷德‧耶利內克就放出話來：拒上斯德哥爾摩領獎，因為她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被聚光燈包圍，她有恐眾症。同時又舉出同胞漢德克，認為他更有資格獲獎。面對這位不領情的陌生人，委員會面南背北的大爺們是不是好一陣失落？
很多報道說耶利內克的主題極端，文風尖刻，而且文字非常晦澀，這又讓人想起那句對德裏達的評價：“他的理論拒絕理解”。現在，耶利內克也要和凱爾泰斯、庫切們一起，在人們疑慮的眼光裏，竭余生之力證明自己作為獲獎者的成色，不知這是不是耶利內克拒絕領獎的理由：她不願意世人把自己的價值放到一個更大的天平上稱量。就在兩個月前，現存最年長的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詩聖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克拉克夫家中安然逝世，享年93歲。米沃什生前反抗極權，伸張正義，詩歌散文深沉優美，在他蓋棺定論的時候，諾貝爾獎的榮譽說明了一切。面對媒體，米沃什秘書的回答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就是死亡而已，簡單的死亡。他生命已盡——他已經93歲了。”
給活人施加壓力，給逝者蓋上錦旗——但對77歲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實在已經不大了。繼去年出版自傳以後，今年他又發表了新作，一反常態地打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標題：“苦妓回憶錄”。同時，他那部被譽為“我們時代的愛情聖經”的《霍亂時期的愛情》，也被美國石村電影公司以300萬美元買下電影版權，即將改編成電影。《百年孤獨》問世後二十年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可能是被聚焦程度最高的健在作家，他的所有情況都受到第一時間的關注。去年他的自傳《回首話滄桑》出版，西班牙語世界一口氣推出120萬冊。今年10月，《苦妓回憶錄》甫一問世，西班牙《國家報》就刊出這樣的評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這部作品光彩奪目，一如以往，且在如此之短的篇幅中，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芒。”但對身患淋巴癌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近乎誇張的溢美之辭還難以讓他安心作別這個世界，他還要寫完自己的第三本回憶錄。
獲獎，頒獎，年年歲歲，英美法德等大國的文學獎一直是文化人追逐的方向，如今則與諾貝爾文學獎一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爭議——時代在變化，人們已經習慣了從利益的角度去審視榮譽，解剖榮譽，獲獎後各相關方的潛在商業收益甚至優先于作品本身受到關心。10月21日，法國記者居依‧科諾普尼茨基出版了一本名為《文學獎：大陰謀》的書，揭露法國幾大文學獎的黑幕：法國各大出版商已經利用文學獎作舞臺相互比拼，並以自己龐大的市場佔有率，向評獎委員會施加壓力。與之相反的另一極端，是11月17日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頒獎，“黑馬中的黑馬”莉莉‧塔克以《來自巴拉圭的消息》獲獎，評委置著名作家菲利普‧羅思瘋狂熱賣的《反美陰謀》于不顧，則又似乎要效學諾獎走冷門的習慣，刻意展示其目光獨具。
不管是唯市場的“評好賣”還是唯個性的“評好賣”，都偏離了頒發文學獎的初衷，使得意在褒獎文學創作的評獎摻雜了越來越多的場外因素。在閉幕于11月20日的西班牙語國際大會上，年已76歲的墨西哥文豪卡洛斯‧富恩特斯以自傳《信我所信》摘得皇家西班牙學院文學獎。而在早些時候舉行的愛丁堡國際圖書節上，86歲的著名英國女作家繆麗爾‧斯帕克榮獲新創設的啟迪獎，這個獎的頒獎宗旨是給那些“世界上最有影響和最有創意的”作家。是不是可以說，這些已經成名作家的創作和活動最能夠代表一種對文化尊嚴本身的捍衛？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們是最珍惜自己的名譽的人，是最懂得嚴肅創作的意義的人？
5月15日，另一位諾獎得主，尼日利亞作家渥雷‧索因卡被捕——他在拉各斯參加了一起反政府示威。世間已無阿爾貝‧加繆，已無布爾迪厄，已無薩伊德，慣性催趲著西方社會迤邐前行，第三世界文化人夢想著加盟歐美學府，穩穩地鑲嵌在後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皇冠上。世界公認的、能承擔起“最後的知識分子”的角色的只剩下寥寥數人——索因卡，還有他的同胞阿契貝，他們不惜走極端地反對政府，視包括奧巴桑喬在內的一切極權勢力為仇敵。他們的理想恐怕永遠不可能實現，但他們還在發出聲音。索因卡在詩作《我認為在下雨》中這樣抒發自己的責任感：“催雨的蘆笛/在順從的優雅中吹奏，但從遠方/不屈不撓，你與我的大地會合/裸露出蹲伏的岩石。”（雲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