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安東·契訶夫逝世100周年。作為19世紀和20世紀交合點上出現的偉大作家，契訶夫以其豐富的小說和戲劇遺產，深深地吸引著世界各國的評論家、作家和廣大讀者。由于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和閱讀視野的不同，近百年來對契訶夫的認識和評價，也像契訶夫的作品本身一樣，呈現出豐富多彩、紛繁復雜的局面。
在俄羅斯本土，從上世紀初到80年代末，契訶夫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偉大的經典的現實主義作家。這不僅因為他的作品客觀而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俄羅斯社會歷史風貌和各階層民眾的生活，而且還由于契訶夫發表過許多有關文學創作要真實、不要虛假的言論，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契訶夫是最正統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最優秀的作品都是用現實主義的美學觀念和方法創作出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前蘇聯學術界為了維護現實主義傳統的純潔性和權威性，往往拒絕承認俄國經典作家與西歐作家之間存在著精神上、思想上和創作方法上的聯係。最典型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被西方現代派奉為精神領袖，而長期進不了正統的俄國文學史。事實上，俄羅斯的很多現實主義作家在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上都有非現實主義的一面，他們同西歐作家也存在著種種理不清、割不斷的聯係。契訶夫就是這樣的作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俄羅斯的那種略帶封閉的研究格局有了明顯改觀。由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一套“契訶夫學”係列叢書，正式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本就是《契訶夫與法國》 1992 ，接著莫斯科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契訶夫與德國》 1996 。這兩本書都是以俄國學者與法、德兩國學者合作的形式，探討契訶夫與兩國作家 如莫泊桑、霍夫特曼、弗洛伊德等 、兩國文學相互影響的淵源關係，從而打開了一條契訶夫與西方文學的通道，讓更多讀者看到契訶夫的創作不僅有現實主義的一面，而且還有非現實主義的一面。這是契訶夫研究史上至關重要的突破。
除了俄羅斯本土外，西方國家 主要是西歐和美國 對契訶夫的關注與研究由來已久，英、美、法、德等國都有許多造詣很深的契訶夫研究專家，如符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弗吉尼亞·伍爾夫、亨利·特洛亞、J．L．斯泰恩、J．C．奧茨等等。西方學者對契訶夫戲劇的評論多于小說評論，普遍認為契訶夫是歐美現代戲劇的一位傑出先驅。如美國作家、戲劇評論家奧茨曾說過：“在掌握題材時所根據的哲學觀點以及他所運用的許多戲劇技巧方面，契訶夫是當代荒誕戲劇的先聲。”西方“契訶夫學”的另一個主要觀點就是認為契訶夫是一位典型的自然主義作家。這裏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契訶夫發表過不少強調文學創作要客觀真實、反對主觀介入、盡量減少作品中主觀成分的見解。在西方學者看來，契訶夫的這些文學觀點非常接近于左拉的“只描寫事物，不對事物作出任何評判”的自然主義文學觀。另一方面，契訶夫作為一個醫生，在文學創作中十分強調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他往往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剖人物，描繪日常的社會生活，雖然不如福樓拜、左拉那樣精細入微，但作品中滲透的嚴格和嚴謹的科學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也使西方學者看到了契訶夫與左拉自然主義的某種吻合之處。另外，在戲劇創作上，契訶夫主張把最平凡最瑣碎的生活搬上舞臺，他說：“在生活裏人們並不是每時每刻都在開槍自殺、懸梁自盡、談情說愛。他們也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說聰明話。他們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說蠢話，必須把這些表現在舞臺上才對。必須寫出這樣的劇本來，在那裏人們來來去去，吃飯，談天氣、打牌。”正因為契訶夫把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臺，創立了“非戲劇化”的戲劇，西方某些評論家把契訶夫稱之為“自然主義劇作家中最自然的劇作家”。
在中國，人們對契訶夫的認識和接受，也經歷了一個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不斷變化的過程。回顧中國讀者對契訶夫的接受，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五四”和三、四十年代。從1907年吳梼從日文譯介第一篇契訶夫小說《黑衣教士》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第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出版了一係列契訶夫作品的中譯本。這一時期關于契訶夫的評論專著和論文較少，但中國著名作家瞿秋白、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對契訶夫均有精辟的論述。
第二時期是20世紀50年代。1954年，正值安東·契訶夫逝世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契訶夫列為當年紀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北京舉行了紀念大會，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紀念契訶夫專刊》，內中收集了茅盾、葛一虹等著名作家和評論家論述契訶夫的文章。與此同時，從1950年至1958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汝龍先生所譯的27卷本《契訶夫小說選集》，共收小說220多篇，成為五、六十年代我國風行一時和影響最大的契訶夫小說集。五、六十年代對契訶夫的評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開始把蘇聯學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翻譯介紹過來。如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B·葉爾米洛夫的《契訶夫傳》，1957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葉爾米洛夫的《論契訶夫的戲劇創作》。特別是後一本書在中國影響極大，我國的戲劇工作者和讀者對契訶夫戲劇美學的了解，可以說主要是來自于葉氏的這部專著。與眾多的外來學術著作相對照，我國學者對契訶夫的研究卻顯得寂寞和單薄，不僅沒有專著，而且評論文章也多集中于大家熟知的契訶夫的幾篇小說如《變色龍》、《套中人》、《萬卡》、《苦惱》等，缺乏係統的、有分量的深入研究。相對來說，有關契訶夫戲劇的評論比較活躍，這可能和五、六十年代我國話劇事業極為興旺有關。
第三個時期為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一股蓬勃興起的吸納外來文化的熱潮席卷中華大地。據統計，80年代我國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總量大大超過了20世紀的任何一個時期，品種上超過了此前全部譯介種類的總和。契訶夫作品的譯介也上了一個新臺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譯文社啟動了由汝龍翻譯的《契訶夫文集》的出版工程。這套文集根據1957年俄文版《契訶夫文集》 12卷本 譯出，從1980年開始出書到1999年結束，中文版共計16卷，幾乎囊括了契訶夫的全部小說、戲劇作品、書信、日記、評論、隨筆、手記等，可以說是迄今為止蒐集資料最全、譯文質量最高的契訶夫作品集。此外，世界知識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法國著名傳記作家亨利·特洛亞撰寫的《契訶夫傳》，本書以豐富翔實的資料描畫出一個法國人眼中的契訶夫形象，很有參考價值。
新時期以來，我國的契訶夫研究也顯示了較高的水平和實績。華東師范大學朱逸森教授就是這一時期在研究契訶夫方面卓有成就的一位。他不僅連續翻譯出版了蘇聯學者A·屠爾科夫的《安·巴·契訶夫和他的時代》 1984 、э·帕佩爾內的《契訶夫怎樣創作》 原名《契訶夫手記》1991 、《契訶夫文學書簡》（1988）等譯著，而且早從1984年開始就推出了《短篇小說家契訶夫》、《契訶夫———人品、創作、藝術》等學術專著。朱先生的這兩本書是我國學者最早的研究契訶夫的個人專著。1987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我國學者撰寫的論文集《契訶夫研究》 徐祖武主編 ，共收論文25篇，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我國契訶夫研究的水平。此外，八、九十年代在各種學術刊物上還發表了契訶夫的研究論文70余篇，契訶夫研究的范圍更加擴大，視角更加新穎，方法更加靈活，呈現了一種全方位的、具有一定理論深度的研究格局。
新時期的契訶夫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加強了中俄兩國文學關係的比較研究。中俄文學的比較研究從五四時期即已開始，但不夠深入、係統，也沒有持久下去。新時期在這方面有了加強。僅在90年代就出版了多部較有影響的著作：智量等著《俄國文學與中國》 1991，華東師大出版社 ，范伯群、朱棟霖主編的《1898 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 1993，江蘇教育出版社 ，汪介之著《選擇與失落———中俄文學關係的文化透視》 1995，江蘇文藝出版社 ，陳建華著《20世紀中俄文學關係》 1998，學林出版社 ，汪劍釗著《中俄文字之交》 1999，漓江出版社 等。這些著作都涉及到契訶夫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關係，都比較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現當代作家接受、消化、容納契訶夫的過程，而且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契訶夫對魯迅、葉聖陶、張天翼、沈從文、沙汀、曹禺、夏衍等作家的影響。《俄國文學與中國》中有一個專章《契訶夫與中國》 王璞撰寫 ，不僅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探討了契訶夫對中國作家的影響，而且引用英、美等西方國家對契訶夫接受的歷程，說明由于社會歷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差異，同一個作家對不同國家的影響和被接納的程度是不盡相同的。《1898 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用歷史發展的眼光，描述了中國50年來對外國文學的接受史，由于本書作者都是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相當造詣的學者，因此能夠站在民族文學和民族文化的高度，透視每一個中國作家在接受外來影響時的不同心態，從而細致準確地確定他們接納和融會外國文學的程度。本書對魯迅、巴金、曹禺與契訶夫的文學因緣的分析鞭辟入裏，有許多精彩之見。《20世紀中俄文學關係》也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述中俄文學關係史，但著眼點更多地是從譯介和研究方面入手，寫到文學思潮的迭宕起伏和兩國文學的“逆向對應”關係，時間上也延伸到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對中蘇“冰封”期微妙的文學關係的描繪，令人耳目一新。總之，新時期的契訶夫研究，由于有了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參與，視角變得更廣闊，色彩變得更斑斕，開始改變了以往比較沉悶和單一的研究狀態。
從西方國家和中國對契訶夫的研究、觀照、接受過程可以看出，任何一個國家對外來文化的接納都會受到本國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約。因此，對契訶夫的闡釋和理解，各國研究者也必然會從本國民族文化心理和自身審美情趣的立場出發，各自得出不同的結論。由于各人眼光不同，在這種多維視野中折射出來的契訶夫，必然是一個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契訶夫。為此，我們需要確立更加開放的心態，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觀照契訶夫，力求塑造出一個中國人眼裏的具有獨特個性的契訶夫形象來。（李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