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樓書店二三事
文輝兄從港訪書歸，與說書事，勾起我多年前在香港淘書的愉快記憶。暌違久矣，遙想初赴香港，歲在一九九三，帝國斜陽下的夢幻之都，在在可見殖民統治的流風余韻；而最近的一次旅港，已是九七以後的世紀之交，但覺繁華更勝往昔。新舊兩造的嬗變，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倒是那些獨具香港特色的閣樓書店，至今仍令我懷想。
所謂“閣樓書店”，是香港人的叫法，指的是在住宅樓宇中經營的小書店，其規模可想而知。香港蕞爾之地，寸金尺土，臨街店鋪租金昂貴，非利潤微薄的小書店所能負擔。小書店為了生存，惟有走“上層路線”，紛紛搬到民居樓上去經營。開始時多在二三樓，最近幾年，樓層隨著租金的上升而上升，有的竟搬到十樓以上，一于(粵語:幹脆)更上層樓。
閣樓書店置身于鬧市之中，非熟悉門徑者，實難尋找得到。如樂文書店和學津書店，同在九龍旺角西洋菜街一幢舊樓的二樓夾層和三樓，鄰近車水馬龍的彌敦道，行人摩肩接踵，頭頂上招牌燈箱廣告遮天蔽日，這兩家書店不顯眼的招牌，幾乎淹沒其中。原在亞皆老街一座舊樓上經營的文星圖書公司，樓下不遠就是熱鬧的“女人街”，遊人如鯽，卻沒多少人知道這裏隱藏著一家在香港乃至臺灣的讀者中都相當知名的書店。這類閣樓書店，多達數十家，分布港九各地；來買書的，基本上是熟客，多數是大學的師生和文化工作者。
閣樓書店因其所處的位置隱蔽，便將招牌懸之樓下人行道或馬路邊，上寫店名、地址、經營項目及具體方位，不熟悉地形的讀者，須循其指引，沿著又暗又窄的樓梯，左穿右拐，才得其門而入。一旦登堂入室，那真是別有洞天。在走了十多家閣樓書店之後，作為一個內地讀者，我算是領略了海外中文新書之豐富，其中有不少著述，是一時無法在內地出版的，如果你有足夠的財力並且有本事把你想買的書都能穩妥地帶回去，將會令你受用無窮。
閣樓書店大多經營中外文史哲類書籍，但各有所側重。如文星圖書公司，主要經營大陸各類圖書；樂文書店重點經銷臺灣和香港版的社會科學類圖書；青文書店主要銷售臺港地區的學術著作和文化類讀物；田園書屋、學津書店、藝林書屋、學峰書屋等，則兩岸三地的書籍都兼售。更有一類書店是內地所沒有的，那就是宗教書店，如香港佛學書局，專售佛教書籍；浸信會書局、播道書樓、靈風書室，一看名字便知，那是賣基督教書籍，傳播我主福音的所在。以上列舉的，全都是閣樓書店，其他如中華、商務、三聯、天地等大書店，都在臨街旺地。香港書店書攤之多，令人感嘆，若再率爾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就失之武斷了。
我到閣樓書店找的大多是在內地買不到的書。如在“樂文”，買了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共和危機》，科拉柯夫斯基的《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在“文星”買了捷克政治家哈維爾的《獄中書簡》及其政治傳記《詩人政治家哈維爾》；在“青文”買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德爾曼的《從斯大林主義到歐共主義》，等等，其他不可枚舉。
因為買書，與幾位“閣樓”老板相識而成為朋友，有時在“閣樓”翻書聊天，可盤桓竟日；每有相托，他們亦盡力幫忙。十多年前，林賢治先生約我編了一本董橋散文選集《跟中國的夢賽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董橋先生讓我將稿費請一位老畫家畫了一幅國畫小品，我一時不能赴港，就是請“文星”的何老板從廣州把畫帶到香港轉交給董先生的。不過那著名畫家的落筆實在草率得可以，這是題外話了。
買書人與書商，是可以成為朋友的，我以為。最近有一本譯林出版社的新書《查令十字街84號》，是紐約一位女作家與倫敦一家舊書店的職員圍繞著購書話題的通信集，內容很有意思。名字叫做海蓮·漢芙的女作家，從1949年開始，訖1969年，不斷向位于倫敦查令十字街上的“馬克斯與科恩書店”郵購圖書，這幾十封信，記錄了一段綿延二十年、跨越大西洋的書緣。他們談文學，說版本，論書價，敘述讀書生活之無限樂趣，不經意間寫出了幾頁書籍的文化史，文字典雅，感人至深。像這樣滿心書香的書人書事，昔日亦每每見于琉璃廠書肆，如今已風流雲散了。 □沈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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