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一文導出陳年舊案

梁啟超 資料圖片

    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啟超入住協和醫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屢勸就醫，總嫌“費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懷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終于同意檢查一下。經X光透視，醫生見右腎中有一黑點，診斷為瘤。梁啟超之弟梁仲策問主治醫生：“不一定是癌吧？”醫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問：“怎麼治？”再答：“全部割除。”手術後解剖此腎，果見其中有一大如櫻桃的黑點，但卻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帶血，且檢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復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此後梁啟超于4月12日出院，在醫院計35天。以上內容出自梁仲策發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報副刊》的《病院筆記》，距梁啟超手術後出院，只有一個多月時間。

    80年後，出版界出了兩本書，一是新書，張清平著《林徽因》，二是重印，陳西瀅著《西瀅閒話》。兩書都記有80年前梁啟超住院手術之事，並被許多報刊廣泛引用。

    張著的說法是，梁啟超死于手術後第三年，原因是手術時主治醫生判斷失誤，“竟將健康的腎切去，而留下壞死的腎。這樣，雖然進行了手術，但梁啟超卻仍然時輕時重地尿血，稍一勞累就會長時間尿潴留。此後，梁啟超多次入協和醫院治療，但已無法根治……對這一重大醫療事故，協和醫院方面嚴格保密。事故責任人後來調離醫院，到衛生部做了政務次長。直到1949年，醫學教學在講授如何從X光片中辨別左右腎時，才舉出這一病例。而梁啟超之子、建築大師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進協和醫院，才從自己的主治醫生那裏得知真相。”（轉摘自《團結報》）

    陳著中的說法載于該作者80年前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盡信醫不如無醫》。文章說，梁啟超入院檢查後，醫生說不出病原，又經過好幾個醫生的診視和推斷，這才認定病在右腎，說上面有腫物，要是不將右腎取去，腫物勢必日益膨脹，將來總有割治的一日。所以開割是早晚難免的事情，雖然四五年內還不要緊。可是晚治總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變成別種病症的危險。于是，“腹部剖開後，醫生們在右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但還是把右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並沒有好。他們忽然又發見毛病在牙內，因此一連拔去七個牙。可是尿血症仍沒有好。他們又說毛病在飲食。又把病人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他的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于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來！他們又說了，這病是沒有什麼要緊的！為了這沒什麼要緊的病，割去了一個腰子、拔去了七個牙，餓得精疲力盡，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並且還得花好幾百塊錢！”

    如果僅僅是一件普通醫療事故，重提這樁陳年舊案，意義不大。但無論當年還是現在，許多人關注此案，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的關鍵，都想通過這件“偉人醫療案”，將爭執多年的“中醫西醫孰優孰劣”問題，再付表決。

    一報一刊中醫西醫開戰

    稱梁啟超先生為“偉人”，名至實歸。梁啟超（任公）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其政治或學術著作一經發表，即刻風行當代。他有一支“帶情感的筆”，寫出的文章說理明晰，所謂情理交融，如時人所稱讚，“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那時的梁先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他到大學講演，連“疑古大師”錢玄同教授都來“陪聽”。梁先生登上講臺，藍袍青褂，身材魁偉，有些禿頂，卻是紅光滿面，眼睛奕奕有神，講演有許多手勢，以助表情。引用書文時，並不看原著，便成段誦出，背不下去時，便指叩前額，當當作響，忽然又接著講下去。那時的國人，上至總統，下至平民，覺得不聽梁先生的話，肯定要犯錯誤。梁先生的弟子楊鴻烈先生曾撰文回憶：1921年，一個奧地利提琴大師來京演出，梁啟超便在《晨報》撰文推薦，指出，如果不前去東城真光電影院聆聽這位音樂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沒有文化水平的野蠻人！于是北京大中學生典當衣物，都去購買售價昂貴的入場券。總統黎元洪也認為自己決不是“野蠻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廂，攜帶妻妾眷屬，前往捧場，並向西洋音樂家贈送鮮花大提籃。

    所以，當梁啟超先生竟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一經傳出，社會輿論立刻大嘩，而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梁啟超之弟梁仲策的《病院筆記》，初看不過陳述兄長在協和醫院的診斷治療經過，細心探究，已是對西醫略有微詞。原來，梁啟超入住協和前，曾經看過中醫，診斷說“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裏有血嗎，“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而在協和經外科手術割掉一個腎，得出的結論，也是“無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說：梁啟超“辛苦數十日，犧牲身體上之一機件，所得之結果，乃僅與中醫之論相同耶。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病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總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語有激憤，但還是把西醫和中醫置于同一水準。

    陳西瀅就沒這麼厚道了。他對西醫的診治失誤嬉笑怒罵後，講了一件事：“在梁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上海一位懂得中醫的朋友，寫信給他，說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術的，只要飲什麼湯就會好。這話不但西醫們聽了好笑，就是我們也一點都不信。可是這中西不同的推斷究竟有多大的分別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誰能說什麼湯一定不能治愈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損失，也不至于比丟掉一個腰子和七個牙齒再大吧？”那麼，中西醫的摸索有何不同呢？“中醫只知道墨守舊方，西醫卻有了試驗精神。可是我最懷疑的就是這試驗精神……我們怎能把我們的同類做試驗品……也許科學就是冷酷無情……那麼我們至少希望醫者在施行手術之先，聲明他做的是試驗。這樣，不願做試驗品的，也有一個拒絕的機會。”拒絕了西醫又怎麼辦呢？陳西瀅說：“我們朋友的裏面，曾經有過被西醫所認為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對中西醫的態度涇渭分明。

    將梁啟超在協和做手術，稱作被西醫用做試驗品，陳西瀅至少已是在偷換概念。而他的文章一經在《現代評論》刊出，立刻便“附和者眾”，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載在當年5月29日的《晨報副刊》，題《我們病了怎麼辦》。

    表面上看，徐志摩似乎在貶中讚西：“我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西醫的信仰，是無邊際的。中國大夫其實是太難了，開口是玄學，閉口也還是玄學，什麼脾氣侵肺，肺氣侵肝，肝氣侵腎，腎氣又回侵脾，有誰聽得慣這一套廢話？衝他們那寸把長烏木鑲邊的指甲，鴉片煙帶牙污的口氣，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說信任！同樣穿洋服的大夫們夠多漂亮，說話夠多有把握，什麼病就是什麼病，該吃黃丸子的就不該吃黑丸子，這夠多幹脆，單衝他們那身上收拾的幹凈，臉上表情的鎮定與威權，病人就覺得爽氣得多！”

    實際上，他是在聲援陳西瀅的“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之說，他嘲諷道，西醫所說的所謂“科學精神”，原來是“拿病人當試驗品，或當標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個大夫或是學生來檢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又來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再來一次，但究竟誰負責看這病，你得繞大彎兒才找得出來，即使你能的話。他們也許是為他們自己看病來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西醫如此這般“看病”，哪個還敢“看西醫”？因此，“假如有理可說的話，我們為協和計，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計，為社會上一般人對協和乃至西醫的態度計，正巧梁先生的醫案已經幾于盡人皆知，我們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協和當事人能給我們一個相當的解說。讓我們外行借此長長見識也是好的！要不然我們此後豈不個個人都得躊躇著：我們病了怎麼辦？”

    一報一刊，兩篇“聲東擊西”的文章一經登載，立刻便惹惱了魯迅先生。當年7月5日，魯迅開始在北京《世界日報副刊》刊載他的《馬上日記》，開篇便將矛頭對準陳西瀅和徐志摩：“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涌了，連對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魯迅留學日本，曾專修西醫，從專業角度說，他確是比陳西瀅和徐志摩更有發言權。他也認為西醫到了中國，確實發生了許多問題，但他認定那不是西醫的問題，而是“中國人的問題”，是“特別國情”，因為“本國的西醫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于腐敗……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那麼，魯迅如何看待中醫呢？“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態度也很堅定。但當時輿論，對西醫的譴責和攻擊，佔壓倒優勢。

    一褒一貶任公獻身科學

    梁啟超是西醫科學堅定的支持者。戊戌變法前一年，1897年，梁啟超在上海成立醫學善會，特別撰文，評述西醫中醫之優劣。

    梁啟超並非要廢除中醫，他反對的，是已經教條化的“陰陽五行學說”和“以此關乎病人生死的醫學”。他說，“詢其為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和，風火燥濕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識，病證名目之勿諳，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通行藥名數十，遂囂然以醫自命。偶值天幸，療治一二顯者獲愈，而國手之名，遂噪于時。今之所謂醫者，皆此類也。”

    他為何弘揚西醫？那是因為西醫在學術、知識、制度、公共衛生與保健等方面都優于中醫。他說：西醫“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之多寡，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學堂通課，皆兼衛生”。

    如今——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發生後——他身為受害者，還會繼續支持西醫嗎？答案是肯定的。當反對西醫科學的聲音甚囂塵上時，梁啟超也在《晨報》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公開為西醫科學辯護。

    梁啟超首先“就事論事”，詳述手術經過，並對割去右腎一事，談了他的看法。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他肯定西醫的醫療是有效的，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于其他的病態，一點都沒有。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朮，因為醫生的技朮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10天，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

    梁啟超的這些辯護大有深意。輿論千夫所指：你們不是說西醫是科學嗎，那麼，從西醫院裏抬出了死人，那就是“科學殺人”。梁啟超終生篤信科學，他為西醫辯護，便是為科學辯護。對此，他洞若觀火。“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于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裏，梁啟超先生對家人說過，“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也曾說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但面對公眾輿論，他還是發表了上述為協和、為西醫、為科學辯護的文章，因為，他“怕社會上或者因為這件事對于醫學或其他科學生出不良的反動觀念”。不到3年後的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後再次住進協和醫院，最後在該院病逝。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啟超先生這樣，因自己的“病”與“死”，留給後人許多感慨，許多敬仰。（張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