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小和
《上學記》，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三聯書店2006年8月版，19.80元
上學記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的口述模式的確過于簡單了一些，何先生講述的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經知曉。可是，當我把何兆武先生當年的上學經歷與我曾經的上學故事進行比較，我意識到現在讀者和何先生之間距離，遠遠大于我們可以想像的距離。那彌漫在西南聯大上空自由的學院空氣消失了，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空氣之中，或者說，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學記謝幕之後，我們的上學記根本失去了回憶的愉悅之感。
我這麼誇張性的鋪排氛圍，其目的是想糾正一種思考模式。因為我發現已有的關于何先生《上學記》的評論中，人們多數還是抓住書裏闡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價值、學術自由、教育獨立、個性張揚、知識分子與政治的疏離等等范疇進行勸教，卻有意無意將書中涉及到的更加具體的生命和更加具體的細節丟棄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給何先生寫的序言裏，也只是就幸福和教養這些抽象的命題進行了解讀。我決沒有否定這個理念的意思，事實上，何先生陳述的這些理念就是我們孜孜以求的普世價值。我只是想說明，《上學記》對讀者的衝擊，更多的還是老一代讀書人的環境和後來讀書人的環境之間差別的衝擊，這種差別如此之大，以至于徹底改變了後來幾代人的命運。這樣的改變，不是理論的改變，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變，而是呼吸習慣的改變，血液的改變，行走方式的改變。因為擁有不同的“上學記”，我和何兆武先生幾乎屬于完全不同的兩代人，這樣的代際區別，不是循序漸進的發展與提升，而是一種醒目的退步，或者說，我們之間的新陳代謝，不是合理的薪火相傳，而是一種讓人不願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用比較的方式閱讀《上學記》，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歷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頁裏敘述了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不同。北洋時期，也就是蔡元培當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提出了“兼容並包”，請的教師裏有保皇派辜鴻銘，有早年參加革命後來背叛了的劉師培，有激進的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也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各路人才都成為北京大學的座上賓。何兆武感嘆，假如北洋政府真正嚴格起來，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閉，把蔡元培抓起來，可是蔡元培卻在北京大學裏制造了在今天看來都為人所羨慕的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
何兆武對他在西南聯大的讀書經歷顯然無限懷念，認為這是他讀書最美好的歲月。“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幹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麼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進行一次學習氛圍的比較，我在第256頁讀到了完全不同的讀書經歷。“起先我以為革大學習和解放前學校裏一樣，老師指定幾本教科書讓大家閱讀，然後他在上面講，後來發現不是這樣”，何先生的上學記掀開了新的一頁:課堂裏學習馬列毛的基本常識，學習階級劃分、土地改革之類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革大經常請名人講座，動輒數百人聽，一人拿一個小馬扎。對于這種方式，何先生也表現出了不適應，他認為上大課顯然不如小課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課可以討論發言，大課就沒有交流了。臺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講，動不動就四五個小時，話說多了難免千篇一律，而且凈是一些鼓動宣傳的話，我們一定要勝利等等，這與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們太不一樣了。
何兆武先生像
讀書記
那麼多我們沒有讀過的書
有一個簡單的道理我想陳述:上學等于讀書。上學很簡單，到一個學校裏面去，在教室裏坐著，有老師講課，便成為上學了，可是讀書卻不一樣，讀什麼書？怎麼讀書？仔細讀《上學記》，我發現我們和何先生的差別真是太大了。
關于讀什麼書，我把何先生在《上學記》裏提到的書名進行了初步的統計，大致如下:
小學到中學，何先生讀過:《莎氏樂府本事》、《格列佛遊記》、《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詮》、《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總理遺囑》、《莊子》、《史記》、《古文觀止》、《三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豐子愷的《孩子們的音樂》、《近世西洋十大音樂家故事》、《西洋建築講話》、《清稗類鈔》、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說部叢書》等等，其中，何先生還特別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詮》讓他真正開闊了眼界和思路。
大學以後，何兆武先生讀過:《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選粹》、《楚辭》、錢穆的《國史大綱》、《金瓶梅》、《詩經》、《資治通鑒》、《勃朗寧詩集》、《丁尼生詩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自然辯證法》、《西方的沒落》、馮友蘭《新理學》和《中國哲學史》、金岳林《邏輯》、《雪萊詩集》、《濟慈詩集》、葛幫福的《歷史學的綜合方法》、烏拉穆諾《人生之悲劇的意義》、莫羅阿《戀愛與犧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諸神復活》、屠格涅夫《父與子》《羅亭》《前夜》、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美國獨立宣言》、《法國獨立憲章》、《聯合國憲章、《羅斯福論自由》、《政治科學與政府》、《經濟學概論》、《歐洲近代政治文化史》、《聖經》等等。
何先生上小學中學的時候聽過的音樂也很有意思，他曾經認為自己在音樂方面的稟賦不錯，想把音樂作為自己的事業，我們不妨簡單羅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樂3B之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諾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瑪斯歌劇《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厭其煩地陳列這些書名，于我于別的讀者，都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首先這是一套很有價值的參考書目；其次我們通過這些書目能夠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長過程，求學經歷，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識結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面對這些書目，應該問一問自己，哪些書我們讀過，什麼時候讀過，哪些書沒有讀過，甚至哪些書我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當然。有一些書由于時間的原因，已經逐漸被其他更優秀的著作取代，但總體來講，我們從小學到大學所讀到的書，除了學校發的一些教科書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關于怎麼讀書，我認為也是一個值得比較的話題。何先生認為自己讀書雜亂無章，漫無目的，沒有一個中心方向。不過先生不認為這樣的讀書方式不好，在他看來，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的漫遊。我個人是極力讚成何先生的上述說法的。在讀書領域提倡無為而治，可能比有為而治更有效果，蔡元培時期的北京大學人才輩出，西南聯大時期更是培養了一批世界級的大師，就是最好的見證。表面上看，這兩個時期的學院教育松散，自由自在，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學校疏于管理，可是學生的知識結構、內在氣度卻臻于完美；相反，那些一再強調“有用、出活”的實用理性教育原則，那些把學生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脈搏全部統管起來的學校管理方式，培養出來的學生卻功利、浮躁、平庸，極少能走到學術的前沿。一個悲觀的結論是，我們這代人幾乎不可能出現楊振寧、李政道、王浩這樣的人才。
人事記
“一多，一多，何必呢？”
讀過《上學記》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續的愛國熱情，同時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復強調他的愛國只到愛國為止，決不會因為愛國就把自己的行為延伸到政治領域。先生在197頁“一個人的政治底線”裏講了一段很中肯的話，不妨抄錄下來:
“過去的學生運動，凡遊行我都參加，因為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我們當然擁護，但除此以外，別的活動我都不參加……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畫了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遊行我參加，回來也挺興奮，宣言裏也簽名表態，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會在這一段話前停留下來。中國讀書人從來都是熱愛政治的，治國、平天下是讀書人的終極關懷，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這樣的傳統。仔細分析何先生的這段話，至少我可以讀出三層意思:一是愛國是義務，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義的愛國，三是愛國到愛國為止，決不參與政治。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理性的愛國主義，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們經常會遇到愛國主義行為在廣場上，大街上上演，從民族、國家的角度看，這無疑是值得尊重的行為，可是我們這代人卻沒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總有人在一個全球貿易的時代，提倡抵制某個國家的產品，對著大街上跑動的某國品牌的汽車大打出手，這些行為與何先生理性的愛國主義相去太遠，我們繼承了何先生他們那一代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卻丟棄了更寶貴的理性與和平尺度。
最後，我想提一提詩人聞一多。何先生在《上學記》裏敘述聞一多被刺殺的場面:“我們趕到醫院，人已經死了，屍體擺在院子裏，周圍有七八個人，後來陸續來了一些人，神態嚴重。雲南大學的尚先生來了，哭得很傷心，邊哭邊說:一多，一多，何必呢？”讀書人應該怎樣生活，這是個問題。我想聞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離政治太近了，可是我們又不能去責怪聞先生，更多的人會懷念他，景仰他。這是一個悖論，也是一個傳統問題。如此卓越的讀書人必須要走到街頭去為政治大聲呼喊嗎？如此聰明的詩人必須要成為槍口裏的目標，過早離開這個世界嗎？我們能不能平心靜氣地讀書，塌塌實實做點學問，與政治遠一點呢？可是問題隨之而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要敢于說真話，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間的罪過，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應該有責任，有勇氣直接說出來。這是底線，失去了這個底線，我們怎麼對得起那麼多書？可嘆聞一多先生死去60年，這樣的難題還徘徊在我們周圍，中國的讀書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們有時候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做，能夠走到哪裏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