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明德

    周六，應一位新結識的愛買舊書的同好之邀，去他的藏書室觀書，這位同好的收藏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我用一個多小時，把他的全部藏書約兩三千冊的書名都仔細看了一遍之後，覺得他的《聊齋志異》可以再進一步充實，成為他今後的主攻方向。

    《聊齋志異》具有權威版本價值的共十四種，這位同好已有十二種。他再努力一下，搜齊所缺的兩種，並用五至十年的工夫，把各種《聊齋志異》的選本和連環畫，以及有關研究專著和零散資料收齊，都不是難事。他還可以與山東淄博的“蒲松齡紀念館”取得聯係，把淄博等地出版的所有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研究專刊也一並集藏。

    湊巧我對《聊齋志異》有點常識，就即興一邊喝茶，一邊與這位同好在他的“齋”裏“聊”起了“聊齋”。

    我說:“一九五幾年《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矛盾論》一文注釋《聊齋志異》說這本小說集‘共短篇小說四百二十一篇’，這是當時舊通行本所收的篇數。其實，早在一九四八年于東北的遼寧西豐一戶貧農家中就發現了《聊齋志異》稿本，證實有四百九十一篇，一九八幾年第二版《毛澤東選集》僅僅在注文中刪去了《聊齋志異》的具體篇數，卻不注明究竟該是多少篇才準確。”

    這位同好急了:蒲松齡是山東淄博人，他的書稿怎麼到了遼寧？

    我翻開他收藏的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該稿本的《出版說明》，用手指點著讀了一遍，詳細地向他釋說其中“一九四八年東北的西豐”的史實背景:“蒲松齡的七世孫蒲國權由山東移居沈陽時，曾帶來《聊齋志異》原稿一部分。蒲松齡的九世孫蒲英灝移居西豐時，又把手稿帶到西豐。”這裏，我並沒有做過什麼艱辛的考據，僅僅只是讀了一位前輩的文章，記住了這個情節而已。寫文章的這位前輩也沒有做什麼考據，他是從《靜悟室日記》中找到日記作者一九三三年借閱《聊齋志異》手稿本的記載才弄明白的。

    我對這位同好說:“在我們這個城市裏，還沒有收藏者刻意專買《聊齋志異》，你不動聲色地搜集，不會代價太大。”我曾經當教師十五六年，“好為人師”的惡習改不了。我繼續嘮叨:“不僅成本兒的書刊，包括有幾百字文章的廢報紙，只要寫及《聊齋志異》，你都注意保存。等你有規模了，你這裏就是‘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資料集藏中心’之一。我敢說，成都地區的大學中國古典文學教師和有點出息的學生，都將是你的書齋的受益者。”

    告別這位同好出來，我就想:不管多大年紀，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只要有兩三年的逛舊書店攤買舊書的歷史，他肯定再不去買舊書就難受，就是說——他有了習慣了。有了某一良好習慣的人，只要他稍加努力，就會是某一方面的懂行的人。這種人，是我們這個文明社會所需要的人。

    我在出版部門打工二十多年，臥底探知的內情非常讓人難以置信:在這個以文化為唯一目的的行業裏，幾乎凡是認真讀書寫字的人大多是收入最少、職稱不高，而凡是對文化不忠誠的都有升級別、升工資的當官的可能。所以，這十多年的新書出版業很少有令人滿意的。因為，主管出書的人不讀書、不逛舊書攤，他們只憑自己的“智慧”來“策劃”選題。

    試想:上述那位逛舊書店攤的朋友一旦成為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的收藏家，如果他弄出版，有了一筆經費，他就可能出版一部《〈聊齋志異〉史料大全》，哪怕只印一千冊，也是有用的好書。

    藏書的方向，在我看來很重要。沒有一個方向，什麼書都買，買了又不閱讀，是藏書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