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中國人的眼中，英雄人物們的早年生活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從漢高祖斬白蛇到趙匡胤降生時的“體有異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為承擔某種濟世救民的使命而來。但凡一個人在某個領域展現出超常的創造性，取得輝煌成就，英雄的神化過程也隨之開始，即使到了近代，此類神異故事依舊在民間流傳。
據傳說，孫中山出生時出現了“紫氣東來”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裏的鐵樹開了花，賀龍降生後，家鄉遭遇罕見的龍卷風，石龍墜落門前，仇人遭雷擊致死。
然而，如果我們認真閱讀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就會發現，他們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與常人並無十分明顯的差別。一句簡單的“時勢造英雄”也難于解釋他們的成功，是什麼讓他們脫穎而出？他們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異之處呢？
谷傳華，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長期致力于思考這個問題的青年學者，他從近代名人人生經歷入手，歷時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讀，勾畫出一條近代名人們“社會創造性人格”的練就之路。
早在2002年4月，那時的谷傳華尚在北師大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他在研究中發現，“如果總是習慣性地將學生的創造性作為研究重點，范圍狹窄，結論也欠缺代表性，而目標鎖定在社會名人身上很可能會帶給人們更大的啟發。”
雖然有了新想法，可確定研究對象卻並非易事。谷傳華意識到，研究對象既要有非凡的創造業績，又要有足夠的材料，否則對其人格的分析就不可能完整全面。動蕩的時代環境與豐富的文字記載，讓近代名人走進了谷傳華的視野。
他先從多部中國近現代社會名人大辭典中搜集到300位社會名人，然後請三位歷史學專業人員從中精選30名歷史資料相對充分、比較典型的具有創造性的人物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政治、軍事或外交等社會領域，曾以高度的創造性解決社會問題，做出了歷史所公認的傑出貢獻，表現出非凡的社會創造性。
谷傳華主要運用歷史測量學方法和個案分析兩種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統計分析，研究的結果卻讓人大感意外。絕大多數的研究對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與“凡人”並無明顯差別。這意味著，與其他心理傾向和心理特徵一樣，社會創造性也具有一個發生、發展、成長的過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時期的英雄人物具有共同的顯著特徵———自命不凡
“大多數‘英雄’早期並無傑出的表現，而是與周圍的同齡人一樣，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樣玩耍、遊戲，與成績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樣遵守著族規家法和封建禮教，與同伴們一起讀《四書》、《五經》，並經受著各種新潮流、新思想的衝擊。”
他發現，這種平凡性還表現在早期生活的願望和學習的動機上，他們大多僅僅想通過教育改變或改善當時家庭的生活，或者為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做準備。而在一些貧困的家庭中，學習則是為維持生存，養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現的蛛絲馬跡中，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們不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點被挖掘出來，而自命不凡就是一個共同的顯著特徵。“這反映出個體相對于一般社會群體的邊緣感和自我優越感，這成為他們領導或試圖領導各種社會活動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傳說或偶合也促成了這種領袖欲。”谷傳華分析說。
“賀龍出生時的特殊氣象無疑給父母、家人以及周圍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響，覺得他有可能成為“驚天動地”的英雄人物。人們會有意無意地通過驚奇、關愛、接近、褒揚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將自己的預測或期望傳達給孩子。而在學業、社會活動中取得的成功或優異成績常常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自命不凡或優越感。另一方面，英雄崇拜則發揮了榜樣學習或觀察學習的作用，增強了個體進行非凡行動的傾向。”
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們的人格中凸現出來
與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時期表現非常明顯。“他們喜歡探索外部世界，熱情樂觀，主動面對和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尤其是能主動地與人交往，表現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為傾向。對社會交往的敏感性促進了隨後的‘社交性’性格的進一步發展。這些性格特徵包括合群、勇敢、激進、上進、友好、坦誠、潑辣、力行、勤奮、精力充沛、理想主義等。”英雄人物青少年時期在特定人格維度上往往表現出“極端化”的傾向，也讓他們在性格層面凸現出來。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進而非中庸、競爭而非謙讓是他們共同的特點，而這種特點常常通過反抗、冒險、高成就動機表現出來。”
谷傳華博士告訴記者，在研究對象們早期生活的記錄中，很容易發現他們反抗或叛逆行為的跡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會活動的成績無疑起到了某種強化作用。比如，毛澤東曾回憶說，十三歲左右，“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結果，父子互相妥協，結束了“戰事”。
他分析認為，少年毛澤東總結出來的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開反抗導致對方的妥協或客氣，而怯懦屈服導致對方的壓迫加劇這一“公式”，影響了他隨後的生活。他後來所領導的一係列罷工、罷課以及農民起義，都有將“反抗成功律”實際應用的影子。李立三、葉劍英等均有過與少年毛澤東類似的經歷。反抗成功所帶來的巨大強化作用往往促成了個體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的反抗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