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衷冒險讓他們開始嘗試創造性地面對和解決社會問題

    此外，“冒險性也是社會創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徵，反映了他們對社會性問題情境的探索性，換句話說，冒險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人們的印象中，冒險意味著可能會獲得某種非同尋常的成功，從而改善自身的境況或社會環境，贏得極大的社會榮譽；也可能徹底失敗，而帶來消極的痛苦體驗和社會評價。

    谷傳華發現，“他們的冒險性表現于各種社會情境中，不僅包括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機會和自我發展機會而進行的‘學業冒險’，而且包括為了實現某種抱負或理想而進行的‘革命冒險’。另外，還有為了創造性解決社會問題而進行的‘改革性冒險’”。

    據毛澤東回憶，他的第一次冒險是因反對塾師的嚴厲管教而離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毛澤東此時所面臨的危險在于可能受到父親和教師更嚴厲的懲罰，喪失學習機會，    幸運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險就獲得了成功：回家之後，“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

    “相對于前三種冒險，政治冒險則是他們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險形式。毛澤東、周恩來、孫中山等人都有過帶頭剪發辮的革命行動。這可以說是他們人生中較早的政治冒險。”

    谷傳華認為，這種更高層次上的冒險使個體不僅要面臨某種機會（求學、謀生、職業機會）喪失的危險，不能得到傳統家庭和世俗社會的認同，而且更要面臨地位、榮譽、前途乃至生命喪失的危險，青少年時期的冒險是個體在事業、前途上的冒險，是對自身生活道路的重大選擇，它為成年後的生活模式奠定了基礎，成為職業革命家、職業政治家、職業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訓練營”，他們開始嘗試創造性地面對和解決社會問題。

    成就欲指引他們奔向宏大的、總體的社會目標

    走過青蔥歲月的懵懂，社會創造性群體在自己的性格中埋下了成功的種子。而當成年初期走向革命之路，這時期的性格特徵決定了他們一生的方向。

    谷傳華對這個群體在成年初期的因素分析結果表明，人格主要表現在堅定有為性、盡責性、自我完善性、開拓求新性、外向獨立性五個方面，其中堅定有為性居于首要地位。總體上看，高度的成就欲、力行、冒險和理想主義是成年初期最為突出的人格特點。

    在他看來，“成就欲不僅指一個人在某件具體的事情上力求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取得最優秀的成績的動機，而且指個體在某個方面或領域獲得最高成就的人格傾向。”

    而社會領域的創造性人物高度的成就欲，也主要體現在兩個層次上：一是在每一件具體的社會工作或解決每一社會性問題的過程中，獲得最優的成績，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二是力所能及地取得最高的社會成就，對社會發揮最大的作用或影響，即渴望“建功立業”。

    以孫中山先生為例，他放棄可以為個人帶來舒適生活的行醫職業，而選擇充滿艱險的革命職業，證明“孫中山追求的是獲得轟轟烈烈的“社會成就”，而不是狹隘、自私的“個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而不是保障個人和家庭生活的“自我之功”。他的成就動機直接指向革新社會這一宏大的社會問題，這種成就欲反映了他對社會改革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挑戰性。”谷傳華說。

    他認為，可以把成年初期的成就欲理解為某種強烈的“事業心”，它指引著個體通過實際的、具體而細微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行為，奔向某種宏大的、總體的社會目標。這種成就欲發揮著“動力燃料”的作用。

    他們生活處處顯示著理想主義的特點

    梁啟超在《管子傳》中曾說：“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氣如牛；江河發源，勢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終于失敗者也。”點出了歷史上英雄成年後的理想主義“情結”。

    “詳細分析這一群體成年後的言語和行為後，我發現他們生活處處顯示著理想主義的特點。”谷傳華說。不僅如此，“在理想確立後的漫長時期，他們都以腳踏實地的行動實踐著自己的諾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自我實現的需要尤其強烈，而且，實現自我潛能和價值的每一個行動都擲地有聲。”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陳少白回憶說，孫先生那時革命思想很厲害，碰到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指宣傳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話），就是和一個做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香港興中會的早期會員謝纘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孫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時全神貫注，以致一言一行都顯得奇奇怪怪！他早晚會發瘋的。”

    與孫中山一樣，在確立終生為之奮鬥的政治理想之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都擁有一個“野心勃勃”的英雄夢想，這種理想一旦確立，就成為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遺余力地宣傳自己的信仰，而且將包括愛情、婚姻在內的一切日常事務都溶入實踐這種信仰的行動中。

    谷傳華發現，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現于他們的英勇、果斷、冒險行為上。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幾乎都有過九死一生的冒險經歷。“在當時極端險惡的社會背景下，每一個重大的決策都是一種可怕的冒險，都面臨犧牲或死亡的考驗。在此過程中，他們也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社會活動經驗，練就了傑出的社會活動能力，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創造性人格。

    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曾將歷史上的英雄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谷傳華表示，雖然無法嚴格地確定所考察的這些英雄們到底是“造時勢”還是“為時勢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而涌現的，而他們的誕生又為時代提供了引領者或先驅者。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們既屬于‘應時’之英雄，又屬于‘先時’之英雄。”梁啟超歸納了“先時”英雄的三種“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熱誠、膽氣，認為“三者為本，自余則皆枝葉焉耳。”

    可以說，梁啟超所說的這三種品質，正是我們所考察的英雄們在成年初期表現的突出人格特徵。作為近代社會的“越軌者”，他們不遺余力地反抗著、改變著陳舊的規范和價值體係，而他們也為自己贏得了輝煌的人生業績。

    （本文寫作曾參考谷傳華、陳會昌即將出版的《詮釋歷史的神話——中國英雄人格的成長歷程》一書，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