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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國寶”天價之謎
  新華網 ( 2003-07-11 09:54:00) 稿件來源:南方周末
 

    “晉墨”兩字是假的,那是明朝的紙,宋高宗如何可能在明朝的紙上寫字?我們從沒有向國家推薦買這件東西。——— 啟功

  一件來歷不明的古字,被譽為西晉索靖惟一真跡,成為媒體大力宣揚的“中國現存最早書法”作品,權威專家也譽之為“中國書法第二件作品”。而這一切竟被一個書畫愛好者點破……

  敲鑼打鼓上場

  嘉德拍賣行宣布將在7月13日拍賣西晉大書法家索靖惟一的真跡《出師頌》。國內一些媒體紛紛以“中國現存最早書法”,“晉代真跡”等詞來形容這現身的國寶。

  如果屬實,這將是一件改變中國書法史與文物史的國寶,而且最終的拍賣價格還可能再創新高——此前媒體援引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國內有買家欲以3000萬元的天價競購此作品。

  去年在嘉德的春季拍賣會上,一幅宋徽宗《寫生珍禽圖》曾以2530萬元的價格成交,同年秋季米芾《研山銘》更是以令人咋舌的2999萬元的價格成交,創下迄今為止國內古代書畫作品拍賣價格的最高紀錄。但兩幅拍品的真偽至今在學術界仍有較大爭議。

  索靖是西晉書法大家,他比中國現存最早的國寶墨跡《平復帖》的書寫者陸機年長近22歲。目前並沒有索靖其他作品存世,所以此帖可能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墨跡。索靖的書法是中國書法從章草向行草過渡的關鍵時期的代表,王羲之正是在索靖、陸機、鐘繇的章草基礎上吸收民間的書風,創造了流行至今的行草。史載索靖的書法“如風乎舉,鷙鳥乍飛,如雪嶺孤松,冰河危石”。當時人稱其名與王羲之王獻之“前後”,後索靖真跡不存才漸漸掩去盛名。古代權威書法史籍《宣和書譜》曾寫道: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路過碑林,看見索靖的書碑,先是駐足細觀,累了,便臥倒在地觀看,久久不肯離去。索靖在東晉時已有大名,王羲之的書法老師之一也是叔叔王,晉元帝姨弟,一位侯爺,在隨王室南渡之際,隨身只在懷裏揣了疊成四折的索靖墨寶,並密密縫在內衣裏。宋人看此帖時,四疊印仍在。

  索靖真跡再現,將使中國書法界再次看到這位深深影響中國書法的大師的筆觸。

  在嘉德的宣傳品上,顯然將此物作為自己10周年慶典的壓軸戲。他們是這樣介紹這一寶物的:“上面有宋高宗篆書大字晉墨,乾隆禦筆題跋。索靖書《出師頌》,米友仁題記。……謂之書林至寶,毫無溢譽之嫌。”

  其中最具説服力的是宋高宗的“晉墨”兩字,因為在宋朝還有索靖其他真跡存在皇宮,皇上對照題簽是文物界的鐵證。

  這一件寶物身上有難以想象的眾多傳奇,它被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收藏,蓋上了太平公主標新立異的胡文印。它在1922年被溥儀用賜賞溥傑的方式帶出宮,1945年失蹤,從此消失在人海中60年。1997年此帖後半段被一年輕人帶到嘉德拍賣行在H城的徵集辦公室,説是在北方一城一神秘老頭處購得。嘉德書畫部負責人拓曉堂極力推薦,卻連25萬都拍不出。據説拓曉堂咽不下這口氣,用了6年與那小夥在那北方城市尋找老人,30次失望而歸,6年後竟從其他渠道獲得了前半段。

  至于如何得來,嘉德認為是客戶隱私不便透露。

  讓人們更加確信此則新聞的是一位大師的出場。

  這位92歲高齡的國寶級書畫鑒定大師在接受北青報記者採訪時,連稱“國寶,國寶”。其夫人稱他看到此帖,興奮得幾天沒睡好。這位大師又説:“宋代就有人認為它是隋代作品,也有人認為是晉代的,但是無論如何不會晚于隋代,無論從年代還是從藝術價值來看,《出師頌》都是件了不起的作品。它的墨色像漆一樣,真是國寶,國寶!”他甚至稱其是“僅次于陸機《平復帖》的中國書法第二件作品”。(詳見北青報

  嘉德拍賣行將這一《出師頌》底價定為2000萬,並向記者透露:“徐邦達、啟功、傅熹年都説好,是國寶,徐邦達與傅熹年都建議國家買。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文物局都開了研討會要買這件好東西。”

  徐邦達、啟功與傅熹年都是國家文物六人小組的成員,國寶級鑒定家。

  大師出場,文物界自然再無異議,一切就等7月13日開場拍賣。為了國寶不流失海外,嘉德是定向拍賣,只準國內博物館、國有企業等舉拍。

  偶然飄來一封信

  突然有一個叫張繼剛的人寫了一封致北京市文物局梅寧華的署名公開信,同時抄送國家文物局、文化部。

  張繼剛何許人也,一個業余的書畫愛好者,某投資公司業務主管。

  “筆者認為此件作品並非索靖所書,而是一件較為一般的佚名所臨之本。理由如下……

  “筆者所知史孝山《出師頌》當時有無數本,係當時人當作帖來臨寫,好比後人臨寫千字文……《出師頌》在明著錄就有四五本之多,嘉德這一本,明清有人把其定為隋人,但這樣仍爭議很大,……書界人士都認為嘉德這件《出師頌》從書風看沒有隋唐法度,更不要奢談什麼西晉索靖了。”

  他還指出:“嘉德公司利用人們希望有一個真索靖出現的憧憬,指鹿為馬將一件佚名的書法作品冠之以索靖大名,然後利用各種媒體以‘西晉國寶’,‘索靖惟一真跡驚現于世’為名大肆宣傳。”

  “目前從未在媒體上聽到有否定索靖真跡的不同聲音,學界也令人可怕地保持沉默,説明利益驅動的力量多麼強大!一旦這曠世騙局陰謀得逞,那將給國家造成多大的經濟損害,這將是中國文人,中國書學界的悲哀。

  ……

  “我懇請北京市文物局有關職能部門組織專家出面指出謬誤,正本清源,還歷史本來面目,我也知商業炒作,本可以不必幹預,但拍賣公司可以有這麼大的勢力,指鹿為馬,偷換概念,而書界一聲不吭,噤若寒蟬,長此以往豈不可怕。”

  這封信也飄到了記者的桌面。一邊是無名小輩,一邊是大師與中國著名拍賣行,應當相信哪個?為什麼連大師都看不出來,一個無名的書畫愛好者卻有這麼大的自信?

  五爪金龍露了餡?

  惟一可以確認這件作品出自西晉的證據是開首宋高宗“晉墨”兩字。記者採訪的眾多專家均確認這兩字是假。

  露出馬腳的是龍爪。這兩個字寫在有五爪龍的紙上。上海博物館書畫部研究員鐘銀蘭、中國美術史權威陳傳席教授告訴記者:“宋只有三爪龍、四爪龍,沒有發現過五爪龍,這兩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寫。”

  “宋高宗的筆力高于宋徽宗,但沒有徽宗有個性,宋高宗不可能寫出這兩頭尖的篆書。”陳傳席教授稱。

  上海書法家協會秘書長戴小京( 《書法研究》雜志主編、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認為:“宋高宗與米友仁是一殿君臣,在此卷中有米友仁題字:右《出師頌》,隋賢書,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書。

  要知道米友仁因精于鑒賞而被任命為禦用鑒定師。文獻記載,高宗每得法書、名畫,命之鑒定題跋于後,或謂一時附會帝意,畫頗未佳而題識甚真者。如果米定為隋賢,高宗不會在卷首書晉墨,如果高宗已題晉墨于首,附會迎合帝意的米友仁斷不敢再定為‘隋賢’。

  “嘉德版本的《出師頌》在歷史上出現在明朝,當時過眼之人沒有晉墨的記載,而在清初安儀周《墨緣匯觀》時出現了‘晉墨’的記載。

  可見晉墨是明朝人加上去的。那麼為什麼又偽造了高宗押記,與禦府圖書之宋高宗收藏印?目的何在?真是個謎。“

  只有一人説是索靖寫的

  既然作品本身已無西晉作品的依據,只有從歷史記載中尋找了。記者採訪了眾多專家,他們的基本看法與嘉德在兩點上是一致的:這一版本的確是從清宮流傳出來的,乾隆的題記是真的,因為清代與民國對于這一版本均有照片或印石,特別是乾隆三希堂法帖。

  大家都認為《宣和書譜》中首次記錄了《出師頌》是索靖的作品,其他三種索靖法帖是《月儀帖》、《急就章》和《七月帖》,但這仍是宋徽宗的個人觀點,並未成為公論。這一被稱為宣和版的《出師頌》,上面有宋徽宗泥金題鑒,注明是西晉大司馬索靖《出師頌》,目前下落不明。

  當然也有人提出為何西晉至北宋近千年不見有《出師頌》記錄,于是懷疑此帖乃宋人所造。

  但嘉德拍的這一版本並不是《宣和書譜》中的版本。

  記者找到了目前惟一認定此帖是索靖真跡的嘉德書畫部負責人拓曉堂。拓仍認為自己的説法不是孤證,而是有據的。他説:“我們這一版本雖然不是宣和本,但是史稱紹興版本,後人多次叫屈,認為比宣和本更好,安儀周《墨緣匯觀》認為要放在陸機《平復帖》前面,張醜更是説《平復帖》與《出師頌》一望便知不是中古之人。王世貞也這麼説。

  “還有乾隆兩次禦題,第一次認為米友仁説的是對的,第二次題時拿到了一件同樣的本子,什麼本子呢,就是宣和本,乾隆一比較,覺得宣和本是雙鉤,沒這個版本好,又摹寫了這個版本,覺得更好了,就説前語之誤,也就是説米友仁説不對,應該是索靖寫的。”

  記者找到了安儀周的《墨緣匯觀》,發現原文褒揚之句皆抄自王世貞的題跋,原文如下:“(前文記載見到了宣和版)今年秋家弟敬美新購得一卷,共大小行模相倣而結構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印……米友仁鑒定為隋賢,遂入紹興府內,余竊以為二跡皆自幼安(索靖字)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者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別遂以隋賢目之……”

  此文雖有晉書的推測,卻並沒有説是索靖寫的,反而認為都是摹自索靖的,並非索靖真跡。張醜也並沒有説此書是索靖書。“敬美是王世貞的弟弟,弟弟拿到卷子,哥哥吹捧一下,是中國文人特點,這些文字隨意性極大,不能作為鑒定依據。何況可疑的是王世貞自稱看到的宣和本已是舊得字跡不可分辨,而紹興版墨色如新,紙壽千年,能不疑乎?”戴小京指出,拓曉堂所説的乾隆兩次禦題完全是偷換概念,把意思全弄倒了。他特意把原文找出來,一句一句向記者解釋:“第一次題:”史孝山出師頌見閣帖中者或謂索靖書或且謂蕭子雲書,皆作章草,此卷米元暉定為隋賢當以其淳古有意外趣去幼安未遠,唐人即高至虞世南未免束于繩撿故不辦此耳。‘“意思是《出師頌》在北宋淳化閣帖中可以看到,有説是索靖寫的有説是蕭子雲寫的,都作章草,(這裏指的是淳化閣帖中的版本而不是指嘉德的版)這一卷,米友仁認為是隋賢,依據是淳古有意外趣,離西晉不遠,數百年的差距,唐朝的高人即使是虞世南、褚遂良,往往拘于繩法,也不能寫成這樣。(晉人的書法往往講究意態不講究布局與結構,顯得瀟灑。

  “第二次題:”此卷為石渠寶笈續入上等,曾題後摹刻三希堂帖中今復得一卷與此正同而墨氣筆意似出雙鉤第跋字較此又似稍佳目定彼為次等,至閣帖雖有索靖章草,並非《出師頌》,茲以幾暇臨摹乃知前所識語之誤因並記之。‘意為此卷清石渠寶笈收了題為上等作品,曾刻成三希堂帖,現在我又得到了一卷,文字是一樣的,但是筆氣好像是雙鉤後填墨的,題跋比這本好像還要好一點,就定新的一本為次等,後來又翻了淳化閣發現索靖的作品雖然有,但不是《出師頌》。又抽空臨摹了這卷,知道上一次題錯了,記下。

  “乾隆的意思很清楚,發現自己上次題錯了,自己臨了一下,好像沒以前説得那麼好,(虞等寫不出來)所以含蓄地説自己寫錯了。根本沒有什麼否定米友仁認同是索靖的意思。”而且所謂新帖肯定不是宣和本,因為如果是宣和本,有宋徽宗印,有董其昌的題字,乾隆肯定會大書特書刻入三希堂,因為乾隆自認風雅,最想學的就是宋徽宗,有宋徽宗題的,他全部收。

  “這説明在乾隆時就有兩個版本,加上宋的兩個版本,又加上米友仁所見另一版本,與索靖有點臨摹關係的就有五本之多。”

  記者同時在1927年民國時期的《湖社月刊》上發現嘉德這一卷照片曾被刊出,題為“隋史孝山《出師頌》”。而在《申報》1922年8月10日上有出賣索靖《出師頌》一卷真跡,可見民國時版本也不止一個。

  至此記者發現,所謂索靖惟一真跡的説法,上下千年,出處來源只有一個嘉德拍賣行。而惟一一個堅持此説的人是拓曉堂。

  而嘉德仍給自己留了後路,在通訊內頁曾寫上晉隋間手寫本,而在6年前殘卷介紹時寫的是隋。

  敦煌出土隋人寫《妙法蓮華經》拍賣價僅6萬元,北宋初年南唐之後錢淑真跡(有賈似道題朱熹題簽)之長卷國寶,國際佳士得也只是拍了340萬港幣。五代關仝(傳)《待渡圖》,公認起碼是北宋宣和紹興兩次內府收藏,在國際拍賣會上也僅拍出45萬港幣。

  嘉德兩年前自己拍的唐摹懷素《食魚帖》,自估底價1000萬,最後不知何因沒有成交。

  這次2000萬的估價完全是建立在索靖真跡的宣傳基礎上,而事實是嘉德此卷雖是清宮舊藏,卻是世傳多個摹索靖甚至可能只是隋唐普通章草卷之一,有重要文物價值,但是否是兩千萬的級別,爭議是巨大的。

  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王偉平稱:如果沒有媒體炒作,1000萬都賣不掉,媒體作用起了50%,現在所有的媒體都是道聽途説沒有做具體調查。

  記者打通國家文物局電話,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官員告知,他們已收到張繼剛的公開信,並組織專家研究,大部分專家與張繼剛的看法是一樣的。他支持本報完成這一調查。

  筆力太單薄

  拓曉堂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認為確定這件作品為晉代真跡有如下依據:一是紙張,肯定是1500年前的;二是書法風格完全符合史書上記載的索靖書風銀鉤蟄尾的特點,例如“頌”字兩點如遊絲連帶像蝎子的尾巴,現代人是臨摹不出來的。

  對此書法界人士的説法卻完全不同:張森(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隸章體書法權威)説:“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幅作品不是隋唐之前的東西,因為它沒有晉代書法的時代韻味,隋唐之前的作品與其後的相比,要質樸厚重得多,唐之前毛筆用短鋒,下筆就有厚重感,從筆法、結構、氣勢上來看,這幅作品下筆單薄,很可能是明人摹本。”

  陳傳席(中國美術史權威,書畫家)説:“張大千造假畫用的紙是真正古畫的空白部分。紙不能説明問題,嘉德這幅東西,看正文,我覺得斷定是晉字缺少證據,甚至斷定為隋唐都有問題。晉書平淡、圓渾,他這個字沒有晉字的圓渾與厚重感,字的氣息離晉字有很大距離。而且這字與宮廷刻石(根據原有的真跡所刻)明顯有距離,刻石反而更圓潤,接近晉字。我對照了米友仁的審定款,米友仁的字也有問題,紹字漏鋒太明顯,書法大忌,審定兩字不對。”

  戴小京説,所謂銀鉤蟄尾只是形態,這樣的摹寫是很容易的。

  大師如是説

  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嘉德拉來的大師大旗,也是有點虛火。

  記者撥通國寶級鑒定大師傅熹年的電話:“傅老,聽嘉德説您向國家建議購買這件國寶。”

  傅熹年説:“沒有這個事情,絕對沒有這個事,我沒有寫任何東西。《中國文物報》説我講這個東西非常好,讓國家買,我已經讓他們更正了。公家問我什麼態度,我就説了。哪些部分是假的,我也跟國家説了。媒體我一概不説。不要理它,越炒要加幾倍的價格,吃虧的是國家。”

  記者又打通了六人小組的成員楊仁愷先生的電話:“楊先生,聽説徐老建議國家買這個國寶,你如何看?你認為此卷是索靖寫的嗎?”

  楊仁愷先是笑,説:“他們把照片寄來了,從照片上看這東西是從故宮流出去的,溥儀帶出去的。我要看了原件再説。如果是故宮那件,就是隋代的,米友仁是有道理的。”

  90歲的啟功老先生是六人小組中最權威的書法家,他接受記者採訪時明確表示:“這件東西不是索靖寫的。米友仁説是隋賢所書,是因為這一作品風格既不是晉人的也不是唐人的,所以定在隋代,這是很高明的鑒定。晉墨兩字是假的,那是明朝的紙,宋高宗如何可能在明朝的紙上寫字?拍賣行是商業行為,亂炒!炒得越高越好。這就是他們的想法。我們從沒有向國家推薦買這件東西。”

  記者打通了徐邦達的電話,他的夫人滕芳告訴記者,徐老發燒了,不能接受採訪,滕芳告訴記者,東西是隋代的。

  記者又問詢了國家文物局,文物局官員表示從未接到過六人委員會成員遞交的購買報告。

  一位知情人告訴記者: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文物局都開過專家會了,沒有一個專家認為這是索靖的作品。有人認為出自隋代,有人認為是宋朝的,有人認為是明朝的。

  記者向其他一些專家問詢的結果就有些奇怪了,不是説“拍賣的事,我不能説,太復雜了”,就是不表態。

  拍賣行不保證拍品真假在《中國書畫報》上,拓曉堂終于對目前對嘉德的種種説法作出回應,他仍堅持該作是晉朝之物,但又稱:就如明朝鑒賞家所稱不論是蕭子雲,索靖,還是隋賢,恐皆屬懸斷,它只要是神採飛揚,不失神妙,無論是晉是隋,都是書林至寶。

  嘉德的副總經理寇勤對記者講述了他對拍賣行業的理解:拍賣行業和嘉德都有不保證條款,即拍賣行不保證拍品的真假。但是我們也有道義責任,因此當專家提出假的拍品證據確鑿時,我們也會撤下來。他感謝眾多學者對拍品的關注,大家探討問題,無可厚非,每個人都會有傾向性,但他認為鑒定拍品一定要聽文物鑒定專家意見,首先要重視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專家的看法。必須以實物鑒定為準,有些一流的學者教授不一定是一流的文物鑒定專家。

  據記者了解,寇勤的説法是符合中國拍賣法的。國內的專家鑒定又是不透明的,記者曾要求查看北京文物局的《出師頌》研討記錄,被拒絕。記者問保密的法律依據何在,北京市文物局回答:沒有什麼法規,這是我們行規。這樣拍行與競拍者處于信息不對稱的較量中。對拍賣法深有研究的陸欣律師認為,拍賣行如果不履行告知義務,不將不保證條款向公眾公布,就違反了民法中的誠信原則,目前法律在實踐中仍有可能按格式條款判拍行敗訴,上海靜安區民國紅木太師椅就是一例。

  國家的錢 學者的眼

  採訪:本報駐滬記者 翟明磊

  受訪:陳傳席(博士、南師大教授、國家特殊貢獻專家、中國美術史權威)

  現在造假水平越來越高,特別是日本,連霉點都可以造成一兩千年前的水平,是用加速氧化的方式。所以我們傳統的鑒定方式如果不改的話,問題就嚴重了。張大千造假是用古畫截下的空白紙,專門的墨,專門的洗滌劑洗去表面的浮墨。

  書法真假問題可以再討論,但是投拍的方法應當馬上改。現在是博物館幾個人一決定,就馬上買下來,等大家認為是假的已經來不及了,投拍決策過程一定要改。國家拿出這麼多的錢買一樣東西,一定要全國的學者參與考證。這也説明你國家的學術水平。只要認真討論,真假一定能判斷出來。即使最大的鑒定家,看走眼也是有的。何況大鑒定家往往不好意思查資料。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買王已千收藏的董源《溪岸圖》,請了全世界的學者專家,大陸、臺灣和香港地區、法國、日本,最後顯示了中國的學術水準,美國學者認為是張大千偽造的,中國學者顯示了更高的感受力,認為肯定不是張大千偽造的。最後盡管意見不一,但統一認識為古物。

  我們也許不能請全世界的專家,但可以請全國相關專家學者。幾千萬的東西拿出幾萬元請專家來鑒定,這樣可以避免買假東西,浪費國家資産。 (翟明磊 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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