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人參與紫砂以後，器件上往往留有文人或名人的鐫刻，他們先是在陶坯上寫字作畫，自己鐫刻，但大多是由宜興專門從事陶刻的藝人來完成，再進行燒制，使本來質樸自然的紫砂融入了濃厚的文化，更加惹人喜愛。
兩件紫砂文玩上的山水畫和書法
詩詞書畫在紫砂上出現，明末清初也有，但不多見。興盛期應是清嘉、道年直到民國。這一時期雖然有很多文人名士喜愛在紫砂上寫詩作畫，在宜興陶人中有一些鐫刻高手，他們不但為文人鐫刻，而且倣前輩畫家的筆法，或自己創意鐫刻，也給我們留下諸多好的作品。時至今日，倒是見得不多了。
紫砂器上鐫刻的詩詞書畫不但使作品增添了美感，從另一方面看，字畫上面的題材、款識、年月，都能為後人研究當時的人文風貌、社會背景、民風民俗等提供許多信息。
這裏有兩件紫砂文玩鐫刻，是清末至民國的作品，以供大家欣賞。
“紫砂獸耳雙環方瓶”（圖一）年代：清。高30厘米，小口，瓶身上小下大，底部略收，左右耳部獸面唧環、方足；器件古樸高雅，瓶面刻有一幅山水國畫，高山流水、樹木茂盛，古橋上有一高士。鐫刻者刀筆剛勁，灑脫利落，特別是橋上身著古裝的老者，只需寥寥數筆則勾畫出拄杖緩緩過橋的生動情景。畫的左上方落款為倣白陽山人筆法，竹岩作。白陽山人是明代吳派畫家，名陳淳，字道復，號白陽山人，有記載稱：“天才秀發、下筆超異、山水師米南宮等，不為效顰學步，而瀟灑閒逸之趣，宛然在目”。在此，我們從這件器物上不但看到紫砂之美，鐫刻之功力，而且欣賞到明人的畫意和筆法。瓶的背面刻有一幅秋菊圖，畫有菊花，枝葉遒勁，刀法酣暢，右上方題字為“秋菊有佳色”。
紫砂白泥方插牌（圖二），27厘米×27.6厘米見方，這是一件典型的文人參與作品，插牌正面鐫刻山水畫意，淡染綠色，小橋旁一漁人，身著絳朱色上衣，很為醒目，如點睛之筆。流水環繞河中一只漁船，河上數只白鷺，這亦是一幅中國畫，用筆細膩，層次分明，樹林中的草棚茅舍，遠山近水上的小橋人物，構思巧妙，一派大自然之景象盡收眼底。鐫刻者以刀代筆，細微之處，令人嘆為觀止，畫的上方圍繞畫意有五言詩一首：“流水隨村轉，青山筆雨肥。柳過雙白鷺，也上釣魚磯”。落款為：癸酉年岩如鐫，癸酉推算應為1933年，應注意的是落款岩如旁邊有一刀刻圓形章為“陽體岩字”，這是清末民國時期紫砂鐫刻者形成的一種風格。
插牌的另一面為隸書體詩句：“以水為家獨羨君，西風古渡絕人群。春心一點憐紅拂，秋意十分到紫雲。”讀來朗朗上口，很有情趣。落款是：桐蓀先生雅囑，振新監制。字為行草，章法講究，這件作品是桐蓀先生向宜興專門訂制，振新是宜興制陶商號或窯廠，岩如則是刻陶藝人，按定貨者之囑，悉心鐫刻，由振新監制。可以看出，桐蓀先生（待考）定是一文人雅士且熱愛紫砂。至于岩如，我們知道他是一位著名鐫刻高手；其實他也善于制壺，而且所制之壺，絕不遜于當時名家，二三十年代曾在經營宜興陶器公司店號吳德盛工作，專事鐫刻。這件紫砂白泥方插牌上的字畫，便是他的代表作品。而我們常看到市場有大量署款岩如的紫砂器和壺，字的潦草和畫的拙劣，如借鑒此紫砂白泥方插牌相比較，對照一看，便知其真偽。
順便提一下，此紫砂白泥方插牌，使我特別珍愛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老友王念石先生二十年前所贈，念石先生與我同齡，數十年感情如一日，稱兄道弟，他深知我酷愛紫砂，投我所好，慨然贈之，今日寫此短文，友誼之情油然而生。
陳鴻壽、朱石梅對紫砂書畫的推進
紫砂器上寫詩作畫，在清嘉慶、道光非常盛行，這主要有兩位文人做出過很大的貢獻，一位是陳鴻壽，一位是朱石梅。
陳鴻壽曾任宜興縣令，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朝的縣官當然也想使轄區的人民生活得好一些，他不但鼓勵當地陶工生產，而且還協助陶工設計壺的式樣有十八種以上之多。其中以四方、六方、井欄、瓦當、石瓢、葫蘆、直筒、圓珠等壺最為常見。設計這類壺主要是壺體光潔素面，能使文人可以任意在壺身展現自己的才華。
陳鴻壽是浙江錢塘人，字子恭，號曼生，傳有“曼生十八式”流傳至今。其實何止十八式，我曾看到有曼生銘款一百以上。一位縣令能體恤陶工，深入民眾，親自設計制壺，這不能不說對宜興的廣大陶工民眾生活的改善，對扶植發展紫砂壺的品種創新、開拓紫砂市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另外一大貢獻，就是興起了在紫砂上寫詩作畫。由于陳鴻壽本人就是一位文人，書法篆刻極有造詣，他是西泠印社八家之一。為了進一步提高紫砂品位，使陶人生活得更加富裕，用他自己縣令加文人的影響，號召當時很多文人一起參加在壺上刻字作畫，以詩詞來抒發思想感情並展示才華。
陳鴻壽是不會制壺的，制做壺的人很多，除楊彭年外，還有他的兄妹楊葆年、楊風年，以及吳月亭、邵二泉、萬泉、壺癡等人。壺上刻的詩詞，除有他本人的作品外，一批文友名士都爭相倣效，願意在紫砂上舞文弄墨，成為時尚。但大多署刻款：“曼生”，故而都統稱“曼生壺”。曼生壺必具兩個條件：一是制壺者必須是名家；二是詩詞必須有文採。自此高品位的紫砂壺一經面世，如同當時字畫一樣就身價不菲，除了紫砂愛好者爭相收藏，一些達官貴人、富豪巨商，為了附庸風雅也不惜重金爭購。一時間成了壺以文貴，文隨壺傳。曼生壺傳世頗多，據說香港收藏家羅桂祥先生就藏有曼生一壺，編號為4114號。還有比4114號數字更多者，也就是說這個數字還並不能算最多，如有壺身鐫“曼公督造茗壺第四千六百十四為泉清玩”，可見其影響之遠大。身為一位地方官，因地制宜，用當地的資源，開發利用，注入文化藝術，使紫砂有了高深的文化內涵，改善了陶工生活，這不能不說陳鴻壽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在紫砂歷史上是不可磨滅的。
清嘉慶、道光年間，有浙江紹興文人名朱堅，字石梅，又號石眉，這位名士以書畫見長並熱愛紫砂，他曾經著有《壺史》一書，可惜已經遺失，試想如果此書能夠有幸被發現，那對于研究紫砂的歷史一定是有非常可貴的史料價值的。就這一點講，朱堅這位名士也是可敬佩的。另外，我們今天看到傳世的紫砂胎錫包壺，鈕、把和壺的嘴用三顆玉鑲制的茶壺稱錫包壺，又稱“三顆玉”。壺身式樣是採用曼生十八式中的某些式樣，亦在壺身寫詩作畫，這種錫包壺就是朱石梅創制的。
朱石梅創制的錫包壺和曼生壺一樣，主要是文人雅士在壺上表現詩詞書畫，所不同的是詩畫上的作者都署用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像曼生壺署款那樣俱是曼生。由于錫包壺工藝復雜，因而沒有曼生壺那樣普遍受到歡迎。雖然錫包壺也受到上層特別是文人的喜愛，也是高品位茗具，但是到了晚清幾乎絕跡。究其原因，除工藝復雜、泡茶實用功能差，還有一開始錫包壺就定位在文人的孤芳自賞上，或許他們根本就不想商業操作，即使想，其影響也不及當地縣令陳鴻壽。就朱石梅、陳鴻壽他們二人對宜興紫砂參與詩詞書畫、篆刻等文化和設計創新紫砂的式樣品種，在歷史上應該是起了裏程碑的作用。
曼生壺（圖三），為井欄式壺，通高8.0厘米，紫砂白泥，做工極為細膩，蓋口、壺把、壺嘴線條清晰有力，由于長期使用撫摸，十分光滑圓潤，壺身刻有“竹裏煙霞繞，壺中日月長”署款曼生，筆力遒勁，刀法老練，底款為曼生鑒制印記。此壺得到時無蓋，後由壺友、國畫大師亞明題字，紫砂一廠工藝師吳貞裕鐫刻，助工周潔萍配蓋，以上三位都是我的好友，得使此壺重放光彩，蓋銘：“沙志明君喜得曼生壺，憾無蓋，美無足，巧有潔萍配之，終了願。亞明”。
亞明在畫界上享有很高的盛譽，是江蘇省國畫院院長，繪畫之余，喜愛紫砂，常與我暢談壺趣，如數日不見便相互寫信交談。後他遷居蘇州東山，忙于修建住宅、繪制壁畫等創作，而我又從事紫砂方面的材料整理，只能互致電話問候，歲月匆匆二十年過去，如今亞老已仙逝，睹物思友，感慨不已。
他由于50年代曾設計亞明四方壺，由當時著名藝人王寅春制作，至今亞明四方壺仍為宜興紫砂壺保留傳統式樣。
四棱錫包壺（圖四），通高9.9厘米，壺身斑駁，所刻之句尚能認出：“桂香徐徐秋風裏，曉露盈盈滴海棠”署款石梅。說起此壺也有一段由來，鄰家維修房屋，清理老墻碎磚時，發現壺身滿是石灰泥漿，民工正要用鐵錘擊扁，取出玉石，然後去賣廢錫時，被我阻止後用兩包香煙換得，我清洗去污垢；由于年長日久，石灰泥漿已浸入錫中，壺身之字也很模糊，但石梅落款和壺內底部方章楊彭年制仍然清晰，後經仔細辨認，才認出壺上的詩詞。我特鐘愛此壺，不全是為了它是名壺、名人制作、名人鐫刻、詞意文美，主要是此壺飽盡歷史滄桑，壓在斷墻瓦礫之下，不知經歷多少年，遍身傷痕累累，方見天日，在愚昧民工手下又險些粉身碎骨，可是在我眼裏，它是寶貝，它是一名錚錚鐵骨的漢子，如今它展示在我們面前的是歷史，是藝術魅力，它那百折不撓，滿身傷痕好像是告訴人們歲月對它的不公，它的傷痕更是一種殘缺之美。
承前啟後任斡庭鐫刻藝術
在三、四十年代做紫砂的陶人，他們生活十分貧困，尤其是到了中日戰爭爆發，窯場紛紛倒閉，運輸困難，其中有一些制陶高手如王寅春、顧景洲、裴石民、馮桂林、俞國良、程壽珍等到上海去謀生。在上海經營紫砂陶器的各大店號，使得這些陶工接觸許多當地上海名士文人同時，也提高了自己文化素養；他們也為古董商倣古制作一些高檔紫砂而大開了眼界，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名作。但大部分宜興的陶人都生活得非常淒苦，更不用說在壺上寫詩刻畫的了，就連當時鐫刻高手任斡庭這一時期也無所事事，生活漂泊不定靠賣畫為生，可以看出當時陶業之凋零。
任斡庭的大半生，可以說是生不逢時。
任斡庭原名碩（1889—1968年）他的鐫刻書法能正草隸篆，繪畫山水人物，梅蘭竹菊，刀法應用自如，他以用刀的輕重緩急來表現筆墨的濃淡幹濕，能使中國的書法繪畫在紫砂上表現出極高品味的裝飾性。他的紫砂鐫刻有如此的功力，來自于他的幼年好學，刻苦勤奮，他的書畫繼承了清“四王”風格，書法則以隸書見長，因而為他一生在紫砂鐫刻的事業上打下良好的基礎。我們這裏看到的一對紫砂筒（圖五），外敷一層本山黃色泥，每只筒上刻有飛燕一只，下有流水落花，從這件作品上我們看到了他的刀法熟練，兩只栩栩如生不同姿態的飛燕，翱翔在流水的上空，水面上漂著數朵荷花，這是一幅初夏的景色，用春天飛燕來表現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意境，落款：倣大滌子筆意松道人並刻。大滌子是清代畫家，名釋道濟，號青湘老人，又號大滌子，山水自成一家，下筆古雅，設想超逸。松道人就是任斡庭的號，他鐫刻署款常用原名，也用松道人、清道人、任碩、缶碩、漱石、斡庭、淦庭等。兩件紫砂筒制作的時間從落款上看是：時在壬午冬月仁和制、斡庭刻，壬午年是公元1942年，這裏兩件紫砂筒的落款都有一枚圓形章，陰刻為“任”，其實就是用刀鐫刻的，這也說明刻者當時的一種風氣。
其實中國書法繪畫與紫砂工藝的結合，就自然地表現了超脫高雅的藝術品，任斡庭的鐫刻藝術所以能深得人們的好評，主要是賴以他幼年間的勤學苦練，據說他腦子裏明清時各名家畫稿和各類書法字體有數百幅之多。作為腹稿，加上他各種刀法技藝，因此他的作品中，每件都無須先用毛筆畫上再刻，而且每件皆精，就這件紫砂筒來看，字是用單刀側入，刀法流暢；而飛燕則用雙刀，燕身用刮刀，用刀之準確、大膽，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功力。說任斡庭是紫砂鐫刻的一代宗師，是一點也不過分，他在五十年代初參加了宜興陶業生產合作社後才過上了穩定的生活。從此煥發了他的藝術智慧，他的作品曾多次獲獎而且是一位高產能手。由于他對紫砂工藝的特殊貢獻，當時被評為工業特等模范。說起來使人難以置信，在參加合作社之前，盡管他一天能鐫刻紫砂一兩百件作品，累死累活，也難得溫飽，想想現在宜興從事鐫刻的藝術工作者，相比之下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
任斡庭在紫砂鐫刻上也是一位承前啟後的開拓者，他能用雙手同時書畫鐫刻，他的貢獻除了他飽覽中國書法繪畫並應用在創造紫砂裝飾上，更主要是培養了一代新人。如今他們已是這方面工作的骨幹，並取得輝煌成就，在紫砂鐫刻上已經成為藝師、高級工藝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等，比比皆是，無用諱言，皆出于任斡庭大師的門下。
任斡庭逝于1968年，他沒有看到紫砂的繁榮，也沒有享受到他本應該享受到的生活和快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從現在算來，任斡庭離開了他從事一生的紫砂鐫刻事業已經35年了，我以為現在公辦、民間研究紫砂的部門和組織機構很多，應該對任斡庭的藝術、教學等貢獻，搞一些學術紀念活動，這對弘揚傳統技藝，研討紫砂發展，尊師愛教的傳統美德，都有一定意義。
在歷史上，對人民、對藝術凡是做過貢獻的人，我想人們一定不會忘記他們的。（沙志明 文 何秀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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