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人民軍隊的行列，以出色的表現和工作業績獲得獎章，是每個軍人的神聖追求和榮光，這也是我軍發揮政治思想工作優勢激發官兵鬥志的傳家寶。我軍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頒發過各式各樣的獎章，但頒發最早且在當時和今後有重大影響的全軍性的獎章，還數是紅星獎章。
時值紀念紅軍長徵勝利70周年和人民軍隊建軍79周年之際，我將當年頒發紅星獎章的歷史背景以及軍事博物館收藏了近半個世紀的七枚一、二、三等紅星獎章介紹給大家，以期部隊官兵在重溫人民軍隊光榮歷史之時，更加珍愛和傳承革命傳統，敬仰和珍惜軍人的崇高榮譽。
土地革命時期，我革命根據地根據當時情況，曾頒發過一些具有某些地區和部隊特點的獎章，如“爭取戰爭勝利”、“拓大紅軍，優勝第一”、“戰鬥英雄”、“送夫當紅軍光榮”等獎章。1933年7月9日，中央軍委頒布《中央軍委關于頒布紅星獎章命令》，命令指出：在革命戰爭的進展當中，每一個紅軍軍人，本其階級的政治覺悟為自己工農的解放英勇的與敵人作殊死的武裝鬥爭，固然是其應有的職責，然而就其犧牲本身為整個工農的蘇維埃政權而奮鬥看來，其有特殊功績應給以表揚，以示優異而勵來者，茲由本委員會制定三等紅星獎章，按照下述功績的等次發給：第一、領導全部或一部革命戰爭之進展而有特殊功績的。第二、在某一戰役當中曾經轉移戰局而獲得偉大勝利的。第三、經常表現英勇堅決的。各方面軍、各軍區就其所屬的紅軍軍人，考察其有上述功績的，限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將其事跡概略報告本委員會，以憑審核後，于八一紅軍成立紀念日，按其等次發給紅星獎章。
代主席：項英
七月九日
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以南昌起義的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
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紅一方面軍總部和各軍團、湘贛紅軍第十軍及軍區地方部隊都認真地進行了準備，經過對各部門上報的一、二、三等紅星獎章名單的審核後，于同年的8月1日分別舉行了授獎大會。根據上述獎章授予的條件，周恩來、朱德與賀龍、葉挺、劉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赴江西革命根據地後，周恩來和朱德領導並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二人還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司令和總政委，鑒于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被授予了一等紅星獎章，周恩來的編號為9號，朱德的編號為10號。同時，領導平江起義的彭德懷等人也被授予一等紅星獎章。
1934年又進行了第二次紅星獎章的頒發，8月1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司字第39號）指出：我中央蘇區紅軍兵團及軍區部隊在與敵第五次戰役中，特別表現英勇堅決而有特殊戰績的指戰員，軍委為鼓勵與發揚該指戰員的英勇戰績，特在“八一”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頒發紅星獎章，按其功績獎給紅星章，等級如另表所列。
此令
主席 朱德
副主席 周恩來
王稼薔（祥）
當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已成定局，各根據地紅軍準備長徵的過程中進行了紅星獎章頒發的準備，在各部隊準備的基礎上，中央軍委對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七軍團的各級指揮員和戰鬥員分別授予了二、三等紅星獎章（其中紅一軍團25人、紅三軍團23人、紅五軍團20人、紅七軍團6人），其中一軍團的楊得志獲三等紅星獎章、七軍團的尋淮洲和江西軍區的陳毅獲二等紅星獎章。
兩次紅星獎章頒發的時間，正處于紅軍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敵人對我革命根據地實施大規模的“圍剿”行動，使我根據地遭到了很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損失之際，盡管當時的軍事和經濟都非常緊張，一等紅星獎章仍由赤金制作，足見其重要和珍貴。
一等紅星獎章為金質，外形由兩顆大小不同的五角星錯角相疊而成十角形，直徑5厘米，並有4厘米的銀挂鏈；二等紅星獎章為銀質，圖形如一等，略簡單，直徑為4.3厘米，3厘米銀挂鏈；三等紅星獎章為銅質，五角星形，直徑為3.4厘米，3厘米銅挂鏈。三枚獎章內飾均為紅五星和麥穗圖案，並有“紅星章”三個字，背面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獎章等級、頒發日期的字樣及數字。文字為陽刻，編號數字為陰刻。紅星獎章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獎勵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軍博收藏的七枚紅星獎章中，除了周恩來、朱德的兩枚一等紅星獎章外，還有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彭紹輝、陳伯鈞，被授予中將軍銜的邱創成的三枚二等紅星獎章，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楊得志，被授予中將軍銜的陳正湘的兩枚三等紅星獎章。這些記載著他們革命功績獎章，隨他們度過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一直保存到新中國的成立。1959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籌備展覽面向全軍徵集革命文物，周恩來、朱德派人將珍藏的一等紅星獎章送軍博收藏，文中所述的將軍們也將這些珍貴的革命文物送到軍博收藏。這些記載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豐功偉績的紅星獎章，已作為一級革命文物繼續發揮著革命傳統教育的作用。（軍事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楊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