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歷時十年的模特兒風波

    若是僅限于教學，人們還不會留意這個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的“洋玩意”，然而，一旦裸體畫作公諸于世則情況大不同。那一場歷時十年、震驚全國的人體模特風波，發端于1917年上海美專舉辦的成績展覽，卷在旋渦中間的人便是劉海粟。

    這年夏天，上海美專舉辦成績展覽會，因為其中有裸體習作，引起了參觀者的驚駭，其中以城東女校校長楊白民的反應最為強烈，她大罵劉海粟是“藝術叛徒，教育界的蟊賊”，並撰文稱展覽會為“喪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覽會”，掀起了一陣聲討浪潮。這是模特風波的第一波。

    1919年，劉海粟等又舉辦了一個小型畫作展覽，其中有幾張裸體畫，展期五天，罵聲不斷，引來工部局派人前來調查。工部局見不過是幾張裸體畫作而已，且展期將至，也就沒了下文。這是模特風波的第二波。

    “這兩次事件的社會影響力都還有限，展出的還只是男人體。在模特問題上的第三次較量，社會影響力可就大了。”陳醉說。

    1924年，上海美專學生饒桂舉在南昌辦畫展，陳列了幾幅人體素描，江西警察廳勒令禁閉。于是，以此為導火線，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圍繞模特的論戰與官司。

    “當時，上海灘的社會環境混亂，有人借美專舉辦畫作展覽的機會，拍攝娼妓裸體照片，畫淫穢畫作，都稱之‘模特’，招徠販賣，四處兜售。”陳醉說，“而對于這些社會新動向，一些人把賬都算到了劉海粟頭上。”

    1926年5月4日，上海市議員姜懷素，呈文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請禁“堂皇于眾之上海美專模特科”，嚴懲“作俑禍首”劉海粟。上海“正俗社”也去信責罵劉海粟“非藝術叛徒，乃名教叛逆也！”5月13日，《申報》又刊載了上海縣知事危道豐發出的“嚴禁美專裸體畫”的命令。

    在風聲日緊的討伐下，劉海粟決定以攻代守。他幹脆直接向華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狀告危道豐，5月17、18兩日，《申報》發表了劉海粟函請孫傳芳申斥危道豐的全文。然而，孫傳芳與危道豐是一路人。6月3日，孫傳芳在《申報》復函劉海粟，對其好言相勸：“美亦多術矣，去此模特，人必不議貴校美術之不完善。”

    但劉海粟並沒有順水推舟送孫傳芳一個人情，而是據理力爭，于6月10日再次在《申報》發表公開信：“學制變更之事，非一局一隅；學術興廢之事，非由一人而定。”

    大軍閥孫傳芳惱羞成怒，密令通緝劉海粟，並交涉封閉上海美專。所幸美專地處法租界，孫傳芳不敢輕舉妄動。

    法國領事勸說劉海粟想辦法敷衍孫傳芳和危道豐。于是，7月15日劉海粟在《申報》發表了致孫傳芳的第三封公開信：“遵命將所有敝校西洋畫係所置生人模型，于裸體部分，即行停止。”不久即見報載：“孫傳芳嚴令各地禁止模特，前劉海粟強辯，有犯尊嚴案已自動停止模特。”

    至此，圍繞模特的糾紛，本應畫上句號了。可是危道豐仍不依不饒，再度挑起事端。他向法院起訴劉海粟在其發表的公開信中，言辭不遜，侮辱他的人格，毀謗他的名譽，要求賠償。最後，法庭象徵性地判劉海粟罰款50元。

    這樣，一場人體模特風波，終以“破財免災”的收梢和氣散場了。

    “歷時十年的一場風波，形式上雖然失敗了，但實則勝利了。經歷了一番洗禮，‘人體模特兒’終于在中國大地上乃至部分國人的觀念中扎下根。”陳醉說，“這場鬥爭的勝利，除了劉海粟的頑強和雄辯之外，與‘五四’前後新思潮、新觀念勃興的大時代背景和社會進步輿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漫長的人體模特幽閉期

    歷經了十年之久的人體模特風波，“人體模特”和“裸體藝術”在中國大地扎下了根，但卻沒有發展起來。“畢竟處于內憂外患的年代，老百姓根本顧不上藝術。所以，裸體藝術基本上只存在幾所美術學校及小部分藝術家的圈內活動中。而且，多半是一些畫室裏擺一個模特等習作性的作品，如劉海粟的《裸女》，林風眠的《女人體》。”陳醉說，“至于美術學方面，正面論述裸體藝術和模特問題的著述，就真可謂鳳毛麟角了。”

    陳醉稱，從20世紀初至1949年的這段時間，為中國裸體藝術的“培育期”，雖然發展不起來，但畢竟有了其存在的社會根基；而1949年至1980年的這段時間，則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裸體藝術的“幽閉期”了。

    建國以後的30年，由于特定的體制和路線，裸體藝術創作樣式被禁止，甚至被劃歸黃色一類，即便是世界名畫，也不能在國內刊物上發表。此後，這個領域便成了“禁區”。

    不過，同時也還有一個“特區”。“由于新中國需要繪畫直接為政治宣傳服務，而西洋畫、尤其當中的人物畫是很好的工具。于是在美術學院中，不但油畫、雕塑等原樣保留了固有的教學程式，就連中國畫係，也引進了畫裸體模特的基礎訓練。”陳醉說，“但這一切被嚴格控制在畫室內，作品絕不允許在社會上露面。這時的裸體藝術，就像在封閉‘禁苑’中培育的有特殊用途但又極其危險的物種，被小心翼翼地看管起來。”

    但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特區”也難逃厄運，甚至瀕臨滅頂之災。1964年5月，在“四清”運動初期，康生等人在《關于使用模特兒問題》的報告中批示：“我意應堅決禁止，我絕不相信要成為畫家一定要畫模特。”

    3個月後，文化部發出了《關于廢除美術部門使用模特兒的通知》。“這對美術尤其油畫、雕塑教學無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陳醉說。于是，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術學院教師聞立鵬等上書中央，力陳“真人(模特)寫生是美術基本功訓練的重要方法”，並謹慎建言：“至少在油畫專業和雕塑專業應有一定比例的人體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