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想象裏，重慶開縣井噴已經過去半年多了，有了政府無盡的關懷，掩埋了親人的屍體，揩幹淚水，撫平心理的創傷，把數額不小賠償款作為發展生產、繼續教育和養老的保障，安居樂業奔小康。但是，事實卻給了我當頭一棒，災難地高橋鎮地區，死了人的家庭都得到了數目不小的賠償，有的高達百萬元，但一些村民開始不安分起來，紛紛加入賭錢的行列，同時外地賭徒不斷涌向高橋鎮；一位名叫張士六的年輕人，一夜之間把父母及哥哥死後的幾十萬元賠償款全部賭光，現今只好跑到廣州打工去了；68歲的廖老漢一家死了 7口人，他一下子成了孤老。由于一夜之間成了百萬富翁，不僅附近的單身女人爭著要嫁給他，說媒的簡直要把門檻踏破了，一個又一個濃粧艷抹而又來路曖昧的女人看得老漢手足無措；73歲的孤老彭某自從拿到 40余萬元的支票以後，就不敢下床，他捏著巨款，整天癡笑著……（《東南快報》2004年7月29日 報道）
當 5000萬元的巨額賠款突然降臨在人均年收入僅僅 1600元的貧困山村，當村民面對從未見過的數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誘惑時，作為政府，應該能夠預料到農民面對巨款產生的心理落差、激蕩和茫然。別說從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即使政府官員突然有了這麼多的錢也會出現異常的舉動異常的想法，也迫切需要有人正確指點該拿這些錢幹什麼，何況農民乎？所以，善款之賭，政府最好還能做好善後工作。
其一，心理安撫。在農村，誰家發生了不幸，在舉行了葬禮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總有親戚朋友隔三岔五來和死者家屬聊天溝通，目的就是發現家屬的思想波動狀況，開導家屬忘掉過去，正確面對未來的日子。政府官員應該對于這樣的民俗風情很清楚，而且政府的善後開導安撫更能夠讓家屬體驗到一種集體和組織的力量，平緩度過心理低落期，特別是對于那些因失去親人，面對善款也破罐子破摔的農民來說，政府的安慰顯得更加的迫切。
其二，理財指導。面對數額不小的善後款，農民手足無措，政府應該積極幫助農民充當“理財管家”的角色。首先是幫助農民生產致富。積極給農民穿針引線，設計、介紹和推薦適合當地實際的投資項目，並且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其次，幹預建立強制的養老保險金制度。農民的養老意識淡漠，有錢也不願意投入養老保險，政府就應該積極進行宣傳動員，闡明利害關係，甚至可以參考如今的城鎮養老保險的強制制度，對這部分農民實行強制的養老保險，只要真心為農民，他們應該最終會理解的。
其三，金錢倫理教育。面對撫養責任之爭和數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善後款的誘惑，引發的道德倫理衝突是必然的，政府積極的監護和引導，就會避免道德在區域性地區的滑坡，這對于建設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有好處，對于倫理道德放任自流只能加劇道德小流域治理的“水土流失”，得不償失。
如果說開縣井噴的責任事故倒下的是一個個肉體的話，那麼如今災民對于善款的濫用就是不良思想意識的井噴讓一個個道德靈魂的倒下。
圍在親人的遺照下，用親人的善後款來賭博，這些村民不是在博弈金錢，而是在拿親人鮮血和生命在博弈，是拿道德和倫理在博弈，在賭博聲中，不管賭贏賭輸，道德倫理基本的防線全淪陷了，道德倫理扭曲的農民要在奔小康的徵途上有所作為很難。
我國正處于安全生產的高危期，因事故引發的善後賠償將還會有，作為政府部門，切切不可賠償了之，還要做好善後款的監護人角色，讓老百姓把善後款用好，體現責任政府的責任無所不在的意識，管好善後事，老百姓的利益才能真正無小事。(趙小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