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官”更容易“犯事兒”？

    在濟寧的採訪，一如想象中的那麼艱難。接受採訪的人，與李信有過交往，有或深或淺的了解。即便是這些來自“民間”的受訪者，他們的說法也大都表現出可以理解的謹慎，甚至連姓名也不願公布。他們對李信的回憶總體上是比較零星的，並不一定能夠得出“此人肯定要犯事兒”的結論。不過，這些細節和片段湊到一起，從一個側面勾畫出李信的大致輪廓。對李信的評價，無論是貶是褒，是稱快是惋惜，其成長和敗落的軌跡無疑發人深省。

    在很多人眼中，李信是一個“能官”，膽子大，腦子活，有開拓精神，有工作業績。他的一路被提拔，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點。一位當地幹部的話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智商和能力肯定沒問題，否則不會到這一步。”

    但是，膽子大，腦子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可能是問題。正如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胡偉所言：別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別人得不到的他想辦法得到。“比如清朝的清流派和洋務派，前者無所事事，坐而論道，但也比較清廉；後者比較腐敗，但也比較出活。”在他看來，這位副市長下跪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正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很有前途，很被看好，所以，為了保全自己的一切，就可以不擇手段。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一手搞發展，一手搞腐敗”的“兩搞幹部”，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約束和監督機制不健全。

    社會學家鄧偉志以“挑擔”為例，說明不斷提高領導幹部“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重要性。他說，一個人不是天生就可以挑100斤的擔子，而是20斤、40斤、60斤、80斤這樣慢慢提高的。作為領導幹部，在小的誘惑面前、在一兩次誘惑面前可以抵抗，在大的誘惑面前、在一次次誘惑面前呢？“‘免疫力’和‘抵抗力’不是天生的，也有一個不斷增強的過程。”

    而山東大學一位教授反問：說李信能幹，什麼叫能幹？標準是什麼？“在一些人看來，那些循規蹈矩的，按程序辦事的人，不一定能幹，有時候甚至還行不通。比如，闖紅燈的人，或許被認為能幹，老老實實等綠燈的人，或許被認為不能幹。有些人可能不那麼‘能幹’，但也不會給國家造成那麼大的損失。我們寧可要這樣的‘老實人’，也不要那些‘能幹’卻不地道的人。”

    學者的分析各有道理。問題是，如果一些落馬官員確實曾是不折不扣的能人，那麼我們需要健全監督機制並使其發揮效率，使“恨事”和惋惜少一些；而如果這些人曾是“不地道”的“能人”，我們則需要及早發現，不讓他們得逞，這樣就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損失。（本報記者　汪曉東）

（責任編輯: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