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網絡輿論仍對王直的功過是非激烈爭論的時候，南京師范大學和浙江麗水學院的兩名教師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1月31日晚7時，兩位年近不惑之年的老師郭泉、鄔偉民帶著自備的斧頭和榔頭來到了安徽歙縣，在找到了王直的墓後，將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毀。 網民熱議
特刊：為何對“日本人為漢姦立碑”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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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兩位教師的行動讓我感到了爽爽快意，我卻不讚同他們的行為。因為從法治的角度來說，我們有表達憤怒的權利，但是這種表達卻不能通過違法來完成。
時下對王直的功過還有爭論，我們姑且認為他是漢姦。那麼
，為一個漢姦在中國的國土上修墓碑，顯然是中華民族的恥辱，這種修墓碑的行為顯然侮辱了我們整個中華民族，但中華民族是由一個個中國公民組成的，因此該行為無疑是侮辱了每一個中國人，侵犯的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人格尊嚴。對此，我們可以憤怒，可以聲討，這都沒有問題。而且，如果對方對我們的聲討、憤怒無所反應的話，對“為漢姦修墓碑”侵權作出法律上的回應，應當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根據我國的民事法律規定，自然人因人格權利（包括人格尊嚴權）遭受非法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因此，公民通過訴訟來要求“修墓人”自己來“砸墓碑”應當是可行的。
對于兩位教師砸墓來說，法律並沒有賦予他們這種權利，而且他們的行為事實上是侵犯了墓碑所有人的財產權，構成了對他人的民事侵權。因此，我對兩位教師（特別是據郭泉說他還當過5年法官）採取輕率的行為來表達憤怒，表示遺憾。
我對兩位教師“砸碑”事件說了這些，其實只想提醒國人，我們是一個正在建設中的法治國家，作為國人，我們應當學會用法律手段表達自己的憤怒，維護自己的權利。 >>>>全文
王直是個什麼樣的人，《倭變事略》已有記載：“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姦。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上有幹乎國策，下遺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從這段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王直是一個勾結倭寇、侵我中華的漢姦。“日本友人”突然跑到安徽歙縣給這樣一個“惡貫滔天，神人共怒”的漢姦修墓立碑，還立起了“芳名塔”，這已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樣的墓碑和“芳名塔”不可能長時間在中國的土地上矗立得下去，即便這兩位高校的教師不出手，遲早也還是會被人弄得面目全非，這一點我們是可以預想得到的。
雖然已有律師指出這兩位高校教師“行動上不理智，程序上不合法”，但他們的做法，不難得到國人的理解，也必將有人為之喝採。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底線，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容不得異族輕易跨越和挑釁。試想：假如漢姦王直的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可以如此“比肩輝映”地矗立于我中華大地，那麼“日本友人”往後是不是也可以得寸進尺，為侵華戰爭中戰死在中國的日本軍人到處樹碑立塔？這個口子不能開！讓這樣的墓碑和“芳名塔”齊齊扎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是扎在中國人曾經滴血的心靈上。這僅僅是在修墓立塔嗎？它實則是在對中華民族某種情緒的一種試探，也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公然挑釁！
刻有漢姦名字的墓碑和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被砸毀，是中國民間對“日本友人”文化挑釁所進行的一次必然反擊。當然，“日本友人”可以指斥這種做法的“過激”，但不要忘記的是，日本史上也不乏裏通外國者，當別國的“友人”也大搖大擺跑到日本的國土上，去給這些引狼入室者修墓，並公然在其墓碑旁立起“芳名塔”時，日本的國民就可以安之若素，“修養”極好地聽任這樣的墓碑和“芳名塔”“比肩輝映”了嗎？容忍這樣的行為，也就等于在鼓舞日本的人民去甘當外國人的走狗，攜手來殘害本國的人民。別小看了這樣的一次修墓和立塔，因為它將對心術不正者很可能構成一種心理暗示——即便是引狼入室，成了賣國賊，死後也一樣能被人“緬懷”，也一樣能“流芳”。
希望那些“日本友人”從這一事件中，將心比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檢討，不要一再用參拜靖國神社、“緬懷”漢姦這樣一類極不合適的行為，來傷害他國國民的感情，並對他國人民進行文化挑釁，這對于發展中日關係，增進中日人民之間的感情，都是有害無益的。 >>>>全文
南京的一位律師如此評價這兩位老師的砸碑行為：“行動上不理智，程序上不合法”。這位律師認為，鄔偉民和郭泉應該選擇“正常合法的途徑”。然而，在我看來，兩位大學老師的行為卻顯得很理智。他們先是查閱資料、嚴肅探討，確定王直的“漢姦”身份；再對江蘇和安徽的墓碑進行了“比較研究”，確定砸墓工具；在砸碑現場，二人只砸毀寫有“王直”字樣的墓碑，並未株連“王氏祖碑”——與那些在網絡上為“砸碑”行為搖旗吶喊、高聲喝彩、順便吵吵著“抵制日貨”的“反日憤青”相比，兩位老師的行為顯得更富有理性。我相信，這兩位書生氣十足的老師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觸犯了法律——他們其中一位還作過五年法官；只不過，在理性的權衡之後，他們發現，要宣泄自己的義憤，“砸碑”是成本最小的行為選擇。
我孤陋寡聞，不清楚那位南京律師所說的“正常合法的途徑”是什麼。就常理而論，兩位老師如果覺得“王直墓”傷害民族自尊、非拆毀不足以維護民族尊嚴，無非有兩條“正常途徑”可走：一是行政途徑，即向當地政府提出幹預立碑行為的要求；二是司法途徑，即向相關當事人提出訴訟，由法院裁定墓碑的存留。不過，以兩位老師的理性計算，走上述兩條路的成本實在太大——其一，當地政府既然能夠幾年來始終默許“王直墓”存在，其態度已是昭然若揭，憑借兩個書生之力就想改變當地政府的一貫考量，難度顯而易見；其二，即使“打官司”于法有據，但無論選擇“民告官”還是“民告民”，可以預見的結果多半是漫長的訴訟期；對于兩位缺錢無勢的“教書匠”來說，與如此沉重的成本相比，因“損害公私財物”而被拘留或罰款倒顯得微不足道了。
簡言之，兩位老師“理智”的“砸碑”行為說明，我們的民族情緒太缺少合理的制度化宣泄渠道了。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