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中國經濟學家本身成了一個媒體話題。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貧富鴻溝以及存在的看病難、上學難與住房難等問題，應該由參與推薦甚至設計某些方案或政策的經濟學家負責。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家隊伍中，也的確有不少人“語不驚人誓不休”，不斷發表一些諸如“小康社會兩套房”、“改革中最大的利益受損群體是官員”等與百姓的感同身受大相徑庭的觀點，似乎也坐實了人們對于某些經濟學家一些負面的看法。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經濟學家的言論呢？
我們先不妨回顧一段經濟思想史。美國的“芝加哥學派”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作為徹底的市場主義者，在上世紀70年代，這群“學界新銳”在經濟學界表現得像一群“闖進瓷器店裏的公牛”，敢于反對一切權威，敢于蔑視一切已經約定俗成的主流結論，並且在思想觀點上毫不調和。他們的言論也十分聳人聽聞，具有十足的煽動性。也因為他們的鬥士形象，學界就有人稱其為“芝加哥小子們”（Chicago boys）。當時經濟學界及知識界對于他們的觀點頗不以為然。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最終如何對待這群“芝加哥小子”們觀點的問題上，出現了兩種看似矛盾卻並行不悖的態度。首先，在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從來都沒有大規模地使用“芝加哥學派”觀點的跡象。比如，弗裏德曼的核心主張之一，是廢除使用財政政策手段調控經濟，但即使是據說受這一學派影響很深的裏根政府，也沒有減少使用了財政政策手段。
再如，盡管這些經濟學家主張“小政府、大社會”，但事實是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佔GDP比例從19世紀末的7%已升到了20世紀末的33%以上。為此薩繆爾森赫然寫著：“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就逐漸離開了過去的信條‘統治最少的政府是統治最好的政府’”。
又比如，這些人將“最低工資法”視為“最愚蠢的做法”，而美國《最低工資法》幾乎每隔幾年都會上調一次最低工資。種種事實表明，“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對于美國國內經濟政策的影響幾乎很少。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經濟學界，這群人及他們的觀點逐漸受到重視、認可與尊敬，他們中一些人如弗裏德曼等還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為什麼一個在現代西方世界經濟政策中影響甚小的流派同時能獲得經濟學界的重視與尊敬呢？我就想，這大概是因為在經歷了各種政策的比較與流派的紛爭後，人們逐漸認識到，一個健全的社會對待多元化的言論，她應該做的不是簡單地進行臧否，而是應該從不同的言說甚至某些極端的言說中看到其中的利益訴求，然後在其中尋找到某種平衡。
就拿“芝加哥學派”來說，這一學派在反對政府幹預中的確表現得最極端，甚至極端到了與常識過不去的地步。但在這種很極端的背後，它也的確表達了人們的一種擔心：政府官員並非天生的道德高尚者，他們可能會濫用職權。也因此，這一學派盡管對經濟政策影響甚小，但他們的觀點使得社會大眾對政府可能僭越的警惕成為常態，這就足夠了。
對待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甚至某些較為極端的言論，我認為我們的社會也應該作如是觀：一方面，要看到這些言論的背後的確表達了某種利益訴求，因此，社會應該能夠容納，而且能夠認真對待；但另一方面，對這些言論又不能表現得太過緊張與重視。更為重要的是，在當前中國各利益群體表達機制尚不平衡的時候，政府決策部門在進行制度與政策設計時，在聽取經濟學家建言時，還要聽取更多社會其他群體的言論。畢竟，如同經濟學上的均衡點一樣，一個好的制度與政策也應該是一種平衡，這樣也才能保證社會的和諧發展。 （盧周來 經濟學博士、青年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