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也許是當前貧富差距太刺激社會心靈，也許是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太多的不公不平，也許是那個該死的基尼係數“洋光”折射出了中國本土貧困中的富饒，此次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經濟生活中引起了極大的反映乃至震蕩。其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全體社會成員無不對此次改革寄予莫大的期望。
從各種媒體反映出的社會情緒看，人們的熱望大大超出了本次改革能夠給予的。似乎改革以來積累的種種有關收入分配中的問題，都可以通過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得到解決，似乎此次改革可以給每個社會成員、每個經濟階層都能派發出大禮包。這不是一個好徵兆，這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心理。我們必須呼吁每位社會成員都應理性對待此番收入分配改革。當然，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徑正確，它不失為一次值得人們有限期待的制改。
我的這種憂慮決非杞人憂天，新近廣為流傳的一則報道印證了我的擔心。“從目前的方案來看，這次改革將覆蓋1.2億人。根據我們發改委的資料，其中包括5000萬離退休人員，3000萬事業單位人員，3000萬低保和優撫對象，600多萬公務員及部分和軍隊有關的人員。”作為改革專家組成員、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如是說。（2006年7月13日
南方新聞網-南方周末）這則報道給我們開出的大禮包就是：此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將惠及1.2億人群。比較以往的制改，這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它雖未能涵蓋全部社會成員，但卻顧全了所有吃財政飯的隊伍。不過，人們很快就會發現，這比之經濟學家們炒了很久的所謂“二八原理”的數據還有一大半的距離。試想想，十多個人裏才有一個獲得這份禮包的機會，幾人歡喜幾人憂？難道這裏面沒有潛伏某種負面作用？
我們是在什麼樣的形勢下進行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中國基尼係數已經跨越國際警戒線，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勞動者之間分配不公，農民工收入過低，農村貧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貧民，全民社保體係極不完善，全體公民未能公平分享經濟改革與發展成果，近來來已經成為嚴重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難題，成為深入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議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收入分配制度問題，給社會成員傳達了如下信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足見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承載之重。
許多人都對當前進行的這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行了正面評價，都對其將在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抑制貧富分化上的作用給予了很高的估量，我在一定程度一定方面也認同。那幅“織錦鍛”已經足夠奪目，我不再為其“添花”，只打算分析一下這場制改可能難以達到的，也是社會成員心目中十分熱望達到的那些目標。就是說，減壓那些本次制改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造成貧富差距的大格局。是什麼原因釀成目前貧富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局面？分配關係是生產關係的背面，換句話說，分配關係是由生產要素所有權以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決定的。中國經濟社會之所以出現貧富差距而且繼續著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的趨勢，真正的根源在于原生的經濟關係發生了本質變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如果不從這裏下手，就分配調分配，或者僅僅在再分配問題上調控，是治標不治本，治小不治大，治眼前不治長遠。既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線圖沒有這個深入路徑，我們不可能達到經濟關係調整的深層目標。我這樣說，並不否認這種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只是說治標的改革不可能達到治本的目的。
其次，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直接涉及農民的收入分配問題。各種跡象表明，本次收入分配改革正在成為國家公務員、各種事業部門、以及種種由國家全供單位人員的利益調整與加薪運動。毫無疑問，此次改革不直接包括廣大農民階層，不包括以資本盈利的那個階層，也不直接包括私人資本下的雇傭勞動階層，應該與各類個體勞動者也無直接關係。就是說，在1.2億受惠人群的大盤子中，不包括農民階層。我並不是說，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一定要包括農民階層，我只是說，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農民收入問題不在本次制改考慮之內。
最後，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能解決灰色收入、不合法收入乃至權力收入這類問題。這種制改，是對合法的收入分配進行的利益調整，反對腐敗、打擊非法收入與灰色收入，那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但在普通老百姓的善良願望中，希望通過改革遏制以至消滅非法收入，也在情理之中。我曾經說過，腐敗如今可謂大普及，從有權有勢的各級公權掌握者，到拾垃圾大嫂、看大門的老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公權商品化資本化現象。大的一端不說，太多被揭發出來的案例無人不知曉，說說小的一端。我親自觀察到的現象是：比如在京廣鐵路線上，那些沿途上車清理列車上垃圾的大嫂門，時不時地會給她大約固定的車廂列車員送上一小袋柑橘或者一捆甘蔗什麼的；一個單位看大門的老頭，會因為接受小到一支煙而為上門推銷員放行，會為臨時借地停車開門。
如果辯證地、聯係地、歷史地看，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終也還是會影響到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為分配關係最終會反作用于原生經濟關係，最終會漸漸地改變生產要素所有權以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比如，壟斷行業的高收入，不僅會帶來資本對這個行業的覬覦，也會引起勞動對這個行業的強行進入，從而最終會改變行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講，“吃皇糧”隊伍收入提高，會帶來對農產品的新的消費，會影響社會對農民負擔的關注，直接地講，1.2億人群中與農村家庭的血緣關係也會這樣那樣地貼補他們的農民親戚。至于國家公務員收入提高，會影響權錢交易成本與風險的重新估量，提高腐敗成本，或多或少地減少權錢交易的成交量。這就是過去所說的“高薪養廉”。
我們知道，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前此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提出在本次制改中實現全民低保，引起了社會成員的一片讚同。他指出：“實現全民低保，是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補償問題，國家財力也是可以支持的。”他認為，“我國市場經濟框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在這個基礎上，‘結果不平等’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北京晨報》
2006年06月26日）我不知道吳先生的這個建言有沒有引起決策層與高管層的重視，有沒有依據這個提議調整收入分配改革的路線圖？如果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將全民低保納入其中，這幅路線圖將是光彩的，耀眼的，影響深遠的，如果沒有全民低保為背景，它的作用它的社會影響力都將是十分有限的，影響時限也是相當短期的。
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是一次經濟社會的局部抑或某個層面的制改，它承載不了哪怕是經濟社會的主要問題，我們也不可能通過一次制度性改革就解決過多過重的問題，因此，必須理性對待本次制改。事實上，倘若通過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夠遏制貧富差距拉大的勢頭，減緩收入懸殊發展的速度，那都將是感念天感念地的事了！（巫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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