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家教育部發言人稱：“市場經濟時代，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既然是消費，就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智力實力來選擇。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我不禁想起1991年時的兩條新聞。東北的一位大款滿懷信心地對記者說：“不出十年，大學裏將都是我們這些人的孩子！”
而一位貴族學校的董事長，則通過媒體向社會這樣宣傳自己的豪言壯語：
“國外有皇家貴族學校，我們為什麼不辦一所這樣的學校？我們將來從小學到大學配套成龍，把先生培養成高級人才，我決不培養工農兵！培養工農兵可以砸我的牌子!”
教育產業化的“理念”，反映的乃是典型的暴發戶的訴求，它與執政為民是背道而馳的。
俗雲，“小人乍富，挺腰凹肚”；典雅一點，“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考之古今，暴發戶之心態，有三大特徵：曰金錢至上，惟利是圖；曰媚富蔑貧，勢利淺鄙；曰目光短淺，急功近利。
（一）
古今的暴發戶，無不是在銅臭中泡發的，迷信金錢萬能、鑽錢眼、一錢障目不見泰山等，是他們的共同特色。葛朗臺和夏洛克等“坐在金塔頂上的禁欲主義”者，代表著原始積累時期拜金主義者鏗吝的一面；也許因為是錢來得太容易，中國的大款更多的體現了原始積累時期拜金主義者的另一面：炫富。其實他們二位一體，金錢崇拜則為一也。遙想當年，提出“教育產業化”如在目前，亦不過三四年耳，真如疾風驟雨，橫掃“傳統”，遇者披靡，偌大中國的教育事業，一下子就拱手交給金錢這支“看不見得手”了——較之反腐倡廉的舉步惟艱，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教育的產業化，不僅將初中階段以上的教育完全交給了金錢支配，而且在實際操作中，也使義務教育邊緣化。比如初中教育，一面是大量流失，一面使優質的教育資源也迅速流向高價的收費學校——事實上也在迅速產業化了。
連北洋軍閥時代，學師范都是免費的，也正因為如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近現代史上的諸多政治和科教文化精英，才得以借此受到基礎教育。反之，如果當年師范也收費，中國歷史的不少頁張將要重寫。
若說是國家還不夠富裕，那總不能與段祺瑞時代相提並論。而且，我們的官場消費，吃喝、小車和旅遊哪一項不是遠遠超過教育投入！我們的豪車、洋酒、星級賓館和高爾夫球場，不是連最發達的國家也相形見絀麼？
各級當政者多把教育投入當成是一種負擔，無可奈何的開銷。即使發達的省份如江蘇，拖欠教師工資亦家常便飯，蘇北地區只能在檔案上調資，出賣縣中已成為“深化改革”的一種趨勢；中央一審計，長官批條的銀行爛賬動輒數百億。“希望工程”的捐款，海內外動員募捐，20余年之所得，尚不如一位貪官腰包之數。——教育的“窮”，就是如此不成比例！
中國的官場消費，足令世界最發達國家相形見絀；而我們的教育投入，說是年年增長，實際達不到4％，即使比起第三世界的窮國，也還是自愧弗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