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7月19日，廣東一家媒體報道：廣州市場出現注射了紅藥水的西瓜，消費者大呼上當。這一消息經媒體廣泛傳播，在更大范圍內引起市場恐慌，眾多消費者放棄購買和食用西瓜。香港短暫停止引進內地一些產區的西瓜產品。河南、海南等地瓜農損失慘重。後來經其他媒體邀請專家實驗、講解，證明這一報道缺乏基本的科學常識和經濟常識，並不可信。
一次與農村專家黨國英教授聊天，黨教授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談到：如今城鄉不僅是簡單的割裂，而且已經陷入一種互相傷害的對立境地，城裏人給農民生產些假冒偽劣產品，農村人給城市人生產些污染農產品。
看到最近的“紅藥水西瓜事件”，我立即想起黨教授的“互相傷害論”。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句謠言何以蔓延為全國性的市場恐慌，這不正是源于城鄉互相傷害的交往氛圍釀出的信用失范惡果嗎！
一句“西瓜注了紅藥水”的謠言，讓含辛茹苦的瓜農豐年遭災，僅海南一地的瓜農就有近3000萬元的損失，許多瓜農欲哭無淚。瓜農面對謠言的無助和謠言巨大的傷害力，激起輿論深刻的反思：有的指向了媒體缺乏責任感，是媒體的荒唐報道，釀成了此次比自然災害更嚴重的社會災難；有的指向了地方政府對農民利益的漠不關心，對謠言回應的遲緩，導致謠言災難性擴散；還有的指向了農業部門和行業協會。
確實，如果這些環節中哪怕有一個部門，能夠以“零容忍”的姿態擔負起責任，謠言也不至于造成如此大的災害，環環相扣的責任失守讓謠言勢不可擋。但是，我總以為這是一種“馬後炮”理性，從毒大米到毒粉絲，從毒藥水到毒果醬，“毒品”新聞此起彼伏的現實語境中，從媒體到監管部門再到行業協會，往往不得不帶著一種“有毒推定”和“防毒之心不可無”的過度防衛心態，看待類似的市場傳言。畢竟“傳言”被印證得多了。假如十次事件，九次小心封殺實現了有效的防范，但可能也有一次給謠言傳播創造了空間，不幸的是，這次就真的被瓜農攤上了。如果此次紅藥水傳言最終被證實，那家“不辯傳言真偽就倉促報道”的媒體，很可能會被推崇為尊重公眾知情權的英雄。
既然“過度防衛”有其內在的機會合理性，所以筆者還是覺得，應該把反思聚集到“傳言何以被人們相信，謠言何以迅速蔓延”這個根本性問題上來，這個問題不解決，謠言的生發和濫傷無辜則難以遏制。因此，我們不得首先反思城市人為何那麼相信瓜農會往西瓜裏注紅藥水，不得不反思城鄉間基本信任結構的斷裂。
黨教授說城鄉間互相傷害，城裏人給農民生產些假冒偽劣產品，農村人給城市人生產些污染農產品———這只是一種簡單、形象的描述，其實這種“互相傷害”並非一種線性的報復關係，不是說農民為報復城市的假冒偽劣產品，就生產了污染農產品；而是一種非線性的道德對立關係，在千萬次的城鄉交往博弈中，城市與農村形成了一種互不信任、互相缺乏道德責任的心理。
很難說到底是城市先向農村輸送了假藥，還是農村先向城市輸送了污染農產品，總之，在缺乏道德基礎的市場經濟和缺乏信用制度的基本秩序中，城裏人向農村輸送假藥時沒有心理障礙，農民向城市輸送農藥超標的蔬菜也沒有歉疚感。城市人的文明與農村人的淳樸，都被信用失范消解掉了。“城裏人”，根本不會在“制度上”相信農民出賣“不帶藥”的產品，這既是對農民不信任，也是對自身缺乏信心：農民消費著城市輸送的假藥假貨，還會給城市人送上純天然農產品嗎？
這種互不信任、互相傷害、互相提防的道德猜疑下，“西瓜注了紅藥水”的傳言很容易蔓延，加上無處不在的“毒品新聞”養成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防衛心態，謠言自然會迅速發酵。在如此脆弱的信任基礎上，霧裏看花水中望月，這樣的謠言實在防不勝防，甚至，不是媒體、政府、行業協會可以控制得了。（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