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中日關係出現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日本的問題是日本人自己引起的，日本問題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解決，歸根結底還得要取決于日本確立什麼樣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

圖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資料圖片）

    一個富有思考意義的問題

    昨天是中國抗戰勝利日。聯想到當前中日政治關係的止步不前，我突然回憶起一個問題。日本作家半藤一利在今年4月出版的著作《昭和史（戰後篇）1945—1989》（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回顧了在東京審判之前，日本當時的內閣司法大臣岩田宙造等曾秘密草擬了“戰犯自主審判方案”，但遭到昭和天皇反對的過程。

    半藤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日本人自己在二戰結束後進行戰爭審判，結果會怎麼樣呢？”這的確是一個富有思考意義的問題。可惜半藤自己的解答略顯單薄，他認為，“（那樣的話）可能會出現更多的死刑判決”。

    的確，當時日本人對于戰爭的悲慘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惡，如果二戰結束後，由日本人自己審判日本戰犯，其結果很可能比國際法庭追究的戰犯數量更多，更嚴厲。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東京審判也不可能再來一次。

    不過，我們按照半藤一利簡短回答中的思路略作推想，就可以推演出三種結果，還可從這些結果中窺探到當前日本問題的出路所在。

    更徹底地清算戰犯

    應該指出，始于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對于日本人民來說是一個更長遠的歷史概念。從時間上來看，日本從明治維新後加快“富國強兵”步伐，到1894年甲午海戰、1905年日俄戰爭等，就已經將日本人民綁在了軍國主義的戰車上。從那時起，日本人民就進入了長達50年、直至1945年一敗涂地的“戰爭長周期”之中，具有完整且層次分明的由戰而敗的經歷體驗。

    從領域上來看，日本人民不僅體驗了戰爭中流血與硝煙的軍事過程，而且經歷了接受軍國主義“皇國史觀”教育、思想被奴役的文化過程，感受了準備戰爭或服務戰爭的血腥資本積累及畸形發展的經濟過程。這樣長周期、全方位體驗戰爭的經歷，為戰爭付出的代價，使日本人民對戰爭具有特殊的批判態度。

    日本一直有一個反戰、厭戰的巨大社會群體，他們中間有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等，他們的理想以及對戰爭方方面面的認知或許不一致，但戰爭給他們留下的回憶卻都是痛苦和血腥的。

    深受戰爭苦難的日本人自己明白，戰爭的罪責遠遠不止追究在1941年開始的太平洋戰爭上，更應該清算以前不可分割的侵華戰爭乃至日俄、甲午等戰爭的罪責；而且不應該局限于軍事戰場上的部分，更應該全面理清日本軍國主義在各領域活動的有機聯係，徹底清算戰爭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