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看到這樣幾條新聞：8月10日,北京舉辦“防止網上‘惡搞’成風專家座談會”。民調顯示，“惡搞”到自己63％的人會怒火中燒（《中國青年報》）。還是《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在一個關于年輕人買房要不要靠父母出錢的網絡調查中，有7成多的投票者認可年輕人買房只能伸手找父母，“啃老”實屬無奈。另有《華夏時報》消息，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的“父親因上戶口不順利摔死新生兒”一案宣判，該父親被判刑10年。
頑強的戶籍制度、高企的房價、沉重的生存壓力、網絡惡搞成風。當這些東西串成一個社會文化的鏈條，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隱藏的某種必然關聯。
戶籍、住房、教育、就業，種種壓力讓置身其中的人備感焦慮，這種情況下，再來審視“惡搞成風”，就會有新的感覺。
惡搞的原因很多，拋開其他不談，過去，我們忽視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國民的精神抑鬱。很多時候，惡搞在“解構”的意義之外，也是一種精神重壓向外宣泄的過程。壓力太大，生存太難，惡搞成為一種被變異了的宣泄。
這讓人想到近年來很流行的抑鬱症。醫學把抑鬱症的症狀概括為：抑鬱心境，快感缺失，持續疲勞感，睡眠障礙，食欲低迷，軀體不適，自我評價低，自殺觀念和行為。其實，當下的社會，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這些特點。在壓力緩解前景不甚樂觀的今天，甚至可以說，整個社會似乎在集體走向某種程度的抑鬱之症。
惡搞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流行背後，潛藏著全社會集體的精神抑鬱。常言道，堵不如疏，化解國民的生存壓力和痛苦，比單純的“禁”更接近治本之法，也是更具有人文關懷精神的社會文化治理之策。 （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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