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華華 作者文集
9月19日公布的《中國城市暢行指數2006年度報告》顯示，2006年城市暢行程度受評得分為54.1分，未達及格線，表明城市交通正處于擁堵困境。據了解，該《報告》由上海華普汽車有限公司與零點研究咨詢集團首度聯合編制，在國內第一次以北京、廣州、成都等25個城市為單位對城市交通的通暢度等進行全面度量。（《東方早報》9月20日）
這個“暢行指數”報告所指的25個城市，實際上全部是直轄市或省會城市。因而，“暢行指數”總評不及格的事實，其實揭示出中國面臨的“大城市病”。
在現代工業社會，資源會自然地向少數城市集中，以取得“規模經濟效應”，由此，當工業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大城市病”也就不可避免，而成為一道世界性的難題。在中國，過去的計劃經濟與現在的市場經濟，都在以不同的機制向大城市集中資源，共同加深了中國的“大城市病”，情形變得更為復雜了。
“大城市病”的主要特徵就是公共資源十分緊張，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極其尖銳。一般來說，大城市往往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大的發展空間等等。這就導致了人口不斷涌入大城市，使得相關的配套設施難以承受人口壓力，教育、衛生、交通、水電氣等公共事業，會因為人口的迅猛增長而日益相對緊缺。
近年來，隨著汽車工業的快速增長和汽車降價風潮的席卷，使得一些大城市“跑步”進入了“汽車社會”。于是，汽車保有量的急劇增長，讓道路交通資源的發展相形見絀，特別是在一些舊城區域形成的交通瓶頸，形成了一道堵車的“大城市風景線”，成為“大城市病”最為集中的體現形式。
應當指出的是，備受城市居民詬病不已的公共部門，經常扮演了“大城市病”的“替罪羊”。對于公共部門來說，即便是最有預見性和前瞻性的天才，也往往很難預見大城市擴張的速度。況且，過去的城市公共資源結構還制約著今天的改變。最為明顯的例子是，由于城市規劃和房屋拆遷等問題，舊城改造、道路拓寬的難度很高。
更何況，經驗觀察還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諸如交通堵塞之類的排隊問題，具有“邊際效應遞增”的特點，表現為：每增加一輛汽車參與堵車，最後平均每輛汽車的堵車時間會增加。這種在排隊時間上的“邊際效應遞增”，使得資源緊張問題被無形之中放大了許多倍。這就導致了“大城市病”加劇的速度更為猛烈。
可以說，透過“暢行指數”不及格，可以讓人更清楚地意識到“大城市病”，進而會促進對“大城市病”的治療。從長遠來看，改善中小城市以及農村的公共資源，引導市場要素從大城市分流，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大城市病”的良藥。
相關報道：
一個城市規劃設計師眼中超大規模城市多重弊端
城市規劃也刮“崇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