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艷兵
南京市首批41名“工資談判員”——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近日“走馬上任”。據了解，這些專業“工資談判員”大多是在公司、企業直接從事勞資、工會工作的在職人員或是有志于集體協商工作，具有豐富專業知識和經驗的退休、離崗人員，其工作的重點是推動企業普遍開展工資協商，幫助打工者取得合理的工資收入。（9月22日《齊魯晚報》）
從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出發，勞動者想要提高工資，資方則盡力壓低工資控制人力成本。如果勞動者覺得工資過低，可以另謀高就；資本所有者覺得對方要價過高，可以另雇他人。按照契約自由理論上，只要交易者沒有實施強制性手段逼迫對方就范，自願達成的工資契約無論是高或低，都是“合理的”。但是，這必須得滿足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交易的公正。
正如布坎南在《財產與自由》一書中的分析：一位農民生產麻布，希望在市場上換回綿羊。但是許多交易者都有剩余的麻布，只有一位交易者有剩余的綿羊。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自願達成的交易，對出讓麻布的人來說，也是不公正的。在目前的經濟現實中，資本是相對稀缺的，職工必須依賴資本才能實現就業，因而資本相對于勞動而言，就在事實上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使得資本和勞動在交易過程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
當前，許多企業不講誠信，隨意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不少老板為了牟求高額利潤，竭力壓低人工成本，甚至故意違反勞動法律法規，如不履行勞動合同、隨意解雇職工、克扣或拖欠職工工資、不按規定給職工參加社會保險或欠繳社會保險費等，侵害職工的合法權益。尤其一些正處于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私營企業，侵害職工權益的問題更為嚴重。
此外，不少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的員工都存在“反正是打工的，沒必要和老板鬧僵，萬一老板一生氣，我就得走人”等懼怕心理，沒有意識到工資協商是國家賦予他們合理、合法的權利，即使真切感受到自身的利益被侵害了，往往也是無所適從、無可奈何，除了以上訪、上街、跳樓等一些高成本、高風險、高社會負面影響的方式表達不滿外，再沒有更有效更便捷的方法和途徑。事實上，一些地方集體停工、上訪等突發事件的發生，正是資本與勞動衝突激化，又無有效疏竣渠道和理性博弈機制的必然結果。
因此，“工資談判員”的出現，無論是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還是對社會和諧穩定，都有著積極和正面的作用。特別是在企業勞資關係問題日益突出，一些企業勞動關係主體雙方之間的責、權、利關係未能合理確定，勞動管理不規范，企業內部缺乏協調機制的情況下，這種積極意義就更加明顯。我們有理由期待“工資談判員”的亮相及實踐，能成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減少勞資衝突矛盾、構建和諧經濟環境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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