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作者文集
今天有兩則關于“公車”的新聞可謂相映成趣：一是10月16日《楚天都市報》消息說，宜昌市夷陵區交通局副局長呂傳軍，因經濟問題接受調查時開槍自殺。事發後，該局竟為其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局長還組織30多輛車為其送葬。15日，宜昌市委書記李佑才對此提出嚴厲批評：“這是對反腐問題的麻木！”二是同日的《華西都市報》消息說，人大副主任嫁女現場直播，赴宴公車佔道百余米：有小號牌車川A003××，車頂還帶著警燈的川OA76××，以及12315的工商執法車川AKN6××……
婚喪嫁娶，還真是“沒有公車不成活”了。一波三折的“公車改革”就是為了清算“公車濫用”之罪、厘清公車公用以及相關的行政成本難題的，法理上講，“政府是集體行動的高效工具”，遺憾的是，我國已然成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不但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這幾年轟轟烈烈的“車改”固然沒有“醫改”那麼受人關注，但結果一樣不容樂觀：全國車改的先行者杭州市，已于去年3月初宣布暫停車改，而暫停車改的原因與北京同出一轍，就是貨幣化改革導致車貼開支過高，與期望中的改革成效南轅北轍——“改”比“不改”還壞。老百姓只認一個死理：公車那麼大個玩意兒，又不是官員的內衣，只要出來一招搖，誰都能對其去向天然性地監督到——為什麼“公車濫用”成了頑疾？也許關鍵倒不在于是“貨幣化”還是“政策化”，關鍵是改前與改後的“公車”會不會一樣有恃無恐，老百姓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中有沒有真正的監督權？
孟德斯鳩有句名言：“每個有權力的人都趨于濫用權力，而且還趨于把權力用至極限。”因此，制度設計的價值取向就要把所有的官員當成會犯錯的孩子，用制度、法律的威懾去嚴防腐敗的滋生。可是，只要看看開學時的學校、節假日的休閒場所、甚至火葬場、清明墓地，“公車”的身影都是隨處可見。我們需要反思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經濟改革縮減了政府職能，而政府以公車開銷為代表的行政開支卻越來越高？
首先，“公車改革”本身的理念就值得質疑。原有的“公車消費”本就在國家財政預算之外，如果把它納入“改革”范疇而“貨幣化”，本質是對財政濫用下既得利益的一種默認式贖買，而從已經實行貨幣化的地方看，“職務消費”早異化為“權力消費”。按理，“不濫用公車”是公務人員行使公共權力的一種最基本的要求，而假公共財政之手予以額外的制度獎勵難免有“權力自肥”之虞。
其次，“公車濫用”之困境難以破解，因為它觸動的是一個龐大的官僚體係的利益，在剛性監管措施缺失（甚至連如何區分公車是公用還是私用都很難有個標準）的前提下，冀望于權利者“自斷其尾”無異于天方夜譚。于是，現在的“公車改革”就成了政策決定者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遊戲——自己定規則、自己執行、自己解釋，自圓其說。
最後，從制度改革之流弊而言，公共政策變遷的“政府主導型”之濫觴沒能被理性解構，納稅人——理論上公車的真正所有者被排除在改革話語之外，公車改革完全取決于政府部門內部的自我監督和自覺規范，缺少了群眾的監督。
車改之“難”，在“人”不在“車”，在“權”不在“制”。英國政府出臺一項決定：一是在政府內部設立公車特別監控部門，即公車管理與調度機構；二是在所有的政府公車上安裝無線電監控裝置。我們那些明目張膽的“公車表演”，倒未必需要這麼高科技手段來揭穿。給老百姓制度監管的通道，其實“公車之濫”本身又有多大的技術含量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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