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從北京大學醫學部預防醫學專業畢業的武小鋒，因專業對口的疾控中心不招人，又因到多家醫療衛生機構求職均遭拒絕，這名醫學學士無奈回到大連普蘭店市安波鎮老家做糖葫蘆。這個典型事例一度引發多個議論話題：高學歷與高能力太多時候不能畫等號，名校畢業就“應該怎樣”的心態壓縮了擇業空間。在我國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後的短短幾年，這類所謂“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已有百萬。
如果說“市場需要的人難找，市場不需要的人一大堆”描述了殘酷的供需現實，那麼學界有關“就業難並不局限在大學生”、“大學生回爐讀中專是很正常的事”、“大學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之類的解釋，怎麼琢磨怎麼有“隔靴搔癢”、“隔岸觀火”之嫌。面對那麼多“不知擇什麼業”的畢業生，還是西部一位大學校長說得爽快而實在：“你們能養活自己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他表示，作為校長最清楚現在大學畢業證書的成色。
“學生們總是要求我，課要講得簡單點，試要考得容易點”，一位剛剛榮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的教授這樣敘說他的學生。在中國，教授給本科生上課並不普遍，即使那些上講臺的講師和助教，也多是課講完人就走，與學生再無接觸，難怪武小鋒在名校學了5年，自身的內向、不善交流等弱項依舊。至于多數就讀非名校不知老師人文關懷為何物的大學生，更是普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學習能力，擇業時缺乏主見、自信和競爭意識，盲從心理嚴重，乃至達到數百大學生競聘幾名高速公路收費員崗位的地步。
不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提出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均等問題。保證機會均等的基本途徑是擴大規模，提高入學率。入學率大幅提高，意味著大批中學階段學業平平甚至較差的青年可以進入大學攻讀學位。在這種情況下，要麼評價標準不降低，任憑大量入學者“無功而出”或陷入“持久戰”；要麼降低評價標準以保證多數入學者畢業。實踐無可辯駁地證實了這一“非此即彼”的基本常識。
發達國家選擇了前者，不僅進入大學一年後退出率約在三成以上，而且中長及超長時限畢業率也很高，畢業率與入學率存在巨大落差，在那裏已經形成文化傳統。我國選擇了後者，由于是跨越式的擴大規模，許多辦學的“硬傷”和“軟肋”凸顯，尤其致命的是缺乏具品牌影響的師資力量。比如，為擴招而新設一個專業的師資何來？在有些大學，竟能七拼八湊幾個外專業老師糊弄學生，還有剛畢業走上講臺的，邊消化教科書邊給學生講。在師資的數量和質量都沒有相應保障的教育背景下，就學本科4年會有多大長進，有良知的校長怎能不心知肚明呢？近年出現的“不少用人單位拒絕獨立學院畢業生”，“名企只從名校畢業生中招聘”等潛規則的流行，足以說明社會對一些大學培養的低標準畢業生並不認同。
事實上，只要選擇了後者，高等教育大眾化就成為一把雙刃劍，因為規模擴張和質量控制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程度越高，質量就越不可控，這是名校均已對擴大規模剎車的根本原因。在大眾化高等教育框架下，對于大學生，高入學率加降低評價標準的高畢業率，固然沒有中途退出和打持久戰之慮，卻會使非名校人滿為患，到頭來只會造成名校畢業生要低配位就業，以及更多的被戲稱為“高四年級”的非名校畢業生與預設職業無緣。對于政府，無論是支持入學率不斷提高，還是支持抑制畢業率，實質屬于維護民眾教育權還是維護國家教育水平的問題，都會產生巨大的負面效應。在我們這個有著“步步高”傳統升學心理的國度，不斷提高入學率的結果，只能是所有求學者都不願看到的不斷創下生均教育資源的新低；而抑制畢業率所帶來的，將不僅是一個不畢業者損失時間和金錢的純經濟問題。
筆者以為，國務院在今年5月召開的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招生管理工作會議上強調的“要適當控制招生增長幅度，相對穩定招生規模，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既是對高等教育1999年規模大幅擴張以來教育質量滑坡這個事實的確認，更表明我們的政府力爭規避如上所述的大眾高等教育兩難困境的決心。只有讓民眾知曉這樣的困境，求學者才有可能根據自身能力、經濟狀況與個人意願科學而理性地選擇進退，從而避免教育投入的浪費以及遭遇市場淘汰的尷尬。而將各類大學“分層次定位”管理，多維度地實行大眾高等教育與精英高等教育並舉，或許已是政府在確保進入大學機會均等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質量的惟一選擇。（周大平）
相關報道：
廈大高爾夫球課程打破高等教育悶局
大學“物種多元”高等教育才發達
高等教育不是“科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