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說“北京不是‘首堵’，北京還是首都”，但北京市長王岐山日前在考察香港城市交通係統時，對比京城的擁堵，還是十分感慨。王岐山強調了“公交”的重要性問題，說“大家都開私家車，城市會很難管理”，報道裏未見他說到“公車”。（據11月19日《海峽都市報》）
然而，龐大的公車隊伍給北京“添堵”，是不爭的事實。中非論壇期間，北京公車封存一半，交通立時改善（11月21日《中國新聞周刊》）。在北京282萬輛車子中，私家車有200萬輛，公車約80余萬輛，公共汽車1.8萬輛。當政府限制公車上街，讓49萬余輛公車封存入庫、使總量減少近1/4之後，道路立馬暢快了起來。這個事情再次引發公眾關注“公車改革”，再正常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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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南京涉改公務用車拍賣會現場。新華社記者孫參攝 |
這些都是公開見報的數字：全國現在約有400萬輛公車，每年耗資3000-4000億元；今年全國公車採購量創歷史新高，將一舉突破700億元，而去年則花了600多億元；全國公車僅1/3用于公務，其他2/3的出車機會都“私用”了。公車主要是領導們特別是“一把手”們使用，大量的公車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而大量的公車私用則是一種“亞腐敗”。公車問題，是一個長年積累起來的問題，積重而難返。
就公車改革說公車改革，是不會有大的效果的。車子無非是一個“載體”，背後是體制特別是財政體制問題。現在我國財政收入已突破3萬億元，若加上預算外的財政收入，實際財政收入應當在4萬億元左右。公共財政必須首先滿足對公共需要的保障和供給，特別是要解決基礎性的民生問題。但是，當享用公車的“一把手”成為使喚公車的“一霸手”之後，拿財政的鈔票來採購公車就成了“第一選擇”，公車隊伍的膨大是必然的。相比之下，現在擁有59萬輛車子的香港，因為有著嚴格的財政制度，公車一直保持在區區2000輛，17年來沒有增加過1輛。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輕而易舉地一年拿700億元用于採購公車？這就涉及財政的使用與監管問題。由于缺乏透明公開和嚴格監管，這些來自納稅人的錢，作為納稅人的公民卻並沒有多少監管的權利，那花錢的“權力”悉數“讓渡”給掌權者了，當權力中人如數控制了“財權”之後，于是愛怎麼花就怎麼花，這樣手中的權力漸漸就變成了一種特權；在特權的支配下，大量採購小車並且“公車私用”，就變成了現實；而且小車還要越買越高檔，甚至牌照也越來越“特別”；不久前，還發生了這樣的怪事：某縣的“一把手”乘坐軍車牌子的小車被交警攔檢，結果手下的人動手揍了交警，可見公車“一霸手”的厲害。
“小車攀比”讓我們看到，在某種意義上，“亞腐敗”比腐敗具有更為強大的擴散性與滲透力。正是由于財政陽光制度的缺位，使公車問題越演越烈；由于民主財政程序的缺損，特權通過公車、吃喝、出國等等，首享了改革的成果，使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的首要職能受損。上海社科院一份調查顯示，普通老百姓對影響社會和諧的諸多問題深表憂慮；“在老百姓心目中，部分黨員幹部不再被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被視為特權階層。許多人反映，在用車、住房、醫療、子女等方面，幹部階層明顯與老百姓之間拉開了距離。”（見《報刊文摘》10月25日）
財政在“封閉的循環”之後，公眾別說監督，就連獲取基本信息都很難。比如，我們的政府採購信息就曾難倒美國學者：威妮弗雷德女士是美國知名的政府採購問題專家，這位“中國通”很困惑：“從什麼樣的官方媒體可以了解中國政府採購的全面信息？”中國學者的回答是：不論什麼樣的採購信息媒體，內容既不相同也不互補。這讓威妮弗雷德十分驚愕，她說，“實施政府採購制度的國家和地區，納稅人獲得信息的渠道是統一的。在德國，所有公共採購的招標信息都必須在《聯邦政府公報》上披露。”（見《報刊文摘》8月25日）
和諧社會的建設，離不開公共財政政策的陽光；而沒有這樣的“陽光”，那麼必定難以融化“公車堵路”的堅冰。(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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