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 作者文集
19歲的甘肅蘭州農村青年白榮暉，患有先天性孤立腎和慢性腎功能不全症，家人東拼西湊也湊不齊高額的手術費，他的父親走投無路，于今年7月17日給慶陽市市長寫了封求救信，但卻沒有結果。8月3日，白榮暉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事後查知，這封已經被市長批示給民政部門的救命信，在市政府辦公室“擱置”了20天……（《蘭州晨報》11月23日報道）
我們無法斷定有了“市長批示”的助力之後，白榮暉的生命是否就一定有希望，但至少作為國家政府機關的當地相關部門不該在一個人的生命存亡之際，將“市長批示”遺忘在不該遺忘的角落。
人們或許可以就此事譴責當地有關部門的行政效率低下延誤了白榮暉的救治，但對此事若是僅止于對“市長批示”未能落實到位的指責，恐怕還失之于浮淺。因為如果換個角度，即使“市長批示”能夠得到及時處理，白榮暉的生命能夠得到挽救，僅靠“市長批示”又能救得了多少類似白榮暉這樣的病人呢？
通過報道我們看到，白家在向市長求救之前，主要途徑是依賴全家傾家蕩產式的籌錢，其後又依賴于媒體的呼吁與市民們的支援獲得了一部分醫療費用，但由于缺少足夠完善的醫療保障體係，白家並沒有從本應建立起來的醫療保障體係中獲得任何的幫助。假如在慶陽當地能建立一個有效的醫療保障體係，白家還需要向市長求助，還需要為“市長批示”被“擱置”而感到憤懣嗎？
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醫療保障體係以及社會救濟渠道，遠比“市長批示”所起到的作用大得多。所以，與其我們對“市長批示”遲遲不見回音施以道德的譴責，還不如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醫療保障體係的建立。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到醫療保障體係普照的“陽光”，那麼又何須苦苦等待“市長批示”的落實？又怎會因為自身財力的不足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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