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視同仁的政策叫好更要叫座

    陳明君

    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將于11月27日至28日在重慶市召開。重慶、武漢、南京、上海等長江沿岸29個城市，屆時將共同簽署協議，清理對農民務工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推進農民工醫療和工傷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沿江29個城市將加強對農民工在勞務合同、工資待遇、社區生活等合法權益保護工作，讓異鄉來打工的農民工能享有家的感覺。（11月26日《重慶晨報》）

    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制結構，使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別日益突出。城鄉間的戶籍壁壘及城鄉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事實上已將城鄉兩部分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正因此，進城務工的農民被看作了“二等公民”，遭遇著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醫療和工傷等社會保障缺乏，子女入學受種種限制，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我的民工兄弟》（肖春飛等著，2005年7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指出，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與現實語境下，民工，既是農民又是工人，既非農民又非工人。他們生活在城市裏，但被看作農村人；他們幹著最臟最累最苦最危險、城裏人不願意幹的活，汗水灑遍了城市，但他們卻一次次在“鄉下人”的鄙夷聲中讓心跟著身體一起累；他們把最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城市，讓中國的城市建設、經濟發展以極低廉的成本獲得了極驚人的速度，但他們年老力衰時，卻享受不到城市的社會保障，甚至辛苦一年後連工錢都拿不到……

    按說，農民進城務工是撕開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突破口”，是衝擊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力量。遺憾的是，美好的願望與理論卻遭遇了冷冰冰的現實。城鄉二元結構，不僅沒有因為農民工進城而松動，反而在進一步演變成二元對立。對農民工的歧視，不僅是制度上的，更是社會文化上的。要消除對農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社會多方堅持不懈地協調和努力。就拿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學遭遇亂收費來說吧，其背後既有學校、教育主管部門在城市居民與農民工間的利益權衡與取舍，更有國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間的博弈。如果這其中任何一個地方存在問題，對農民工一視同仁的政策就很可能遭遇尷尬。

    因此，國家和地方政府對農民工採取的任何一項良好的政策，都必須小心謹慎、有計劃、有步驟地施行，而不可能一藥下肚，立竿見影。關注新聞的人不難發現，早在2004年，國家發改委等九部委辦就下達了《關于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跨地區就業和進城務工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的通知》，遺憾的是，兩年過去了，對農民進城務工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的行為仍然存在。之所以會這樣，關鍵在于九部委的這個通知只是泛泛而談，不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更不具有強制性。有鑒于此，筆者期待此次沿岸29個城市共同簽署的協議能考慮各方面因素，做得更周密一些，使政策的針對性、操作性更強一些，最好做到一個蘿卜一個坑，叫好更要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