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11月25日、26日兩天之內連續發生三起特大煤礦事故，性質十分惡劣，後果嚴重，教訓深刻。從三起煤礦事故的初步調查情況來看，都屬于已關閉礦井和停產整頓的礦井，擅自非法違法恢復生產。李毅中說，這三起事故暴露出地方在落實國家整頓關閉落後小煤礦工作中，不聽招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實際上，在以往的諸多礦難的背後，人們都常常看到地方政府充當礦主後臺的現象。正如李毅中所說：“發生事故的這幾個礦，黑龍江雞西遠華煤礦設計能力3萬噸，這個區的有關部門就核定為6萬噸，能力翻番就這麼容易，山西臨汾這個礦，5萬噸的礦，把它核定為15萬噸……”
李毅中所講的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為什麼地方政府甘願充當礦主的後臺，抵制國家的關停決定呢？一個最直觀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與礦主存在著共同的利益。煤礦超出實際生產能力肆意提高產量，為礦主帶來了滾滾財源。許多礦主由于煤礦一夜暴富，諸如山西煤老板一次團購150萬元1輛的美國悍馬車20輛、山西煤窯主大量購買京城豪宅這樣的新聞，早已在公眾心目中失去了新意。
煤老板在發財的同時，也給當地的GDP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一點對于當地政府及政府官員尤其重要，在以GDP考核政績的大背景下，官員們即使出于本能，也會支持礦主擴大產量，抵制有關部門的關停決定。由于地方政府、政府官員和礦主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地方政府支持礦主發財，就是為自己累積政績，就是支持自己升官。因而，凡是地方政府與礦主勾結最深的地方，凡是礦難經常發生的地方，煤炭收入在當地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往往也非常高。
比如，湖北省大冶振興煤礦“9·3”礦難發生地，煤炭收入佔當地財政收入的70%。再比如山西“5·18”礦難發生地左雲縣，煤炭收益佔全縣經濟總量的90%左右，是該縣的主要經濟支柱。如果地方政府官員嚴格依照規章辦事，關停不安全的煤窯，不僅影響礦主的收入，同時，也影響當地的財政收入和官員自身的政績。更何況，個別官員在與礦主的勾結中，還有腐敗的因素。
要想最大限度地減少乃至避免礦難發生，就必須將地方政府與礦主的利益剝離。怎麼剝離？可以從經濟、行政、法律三個方面入手，而我國目前主要以經濟手段為主，這大大影響了剝離的效果。目前，有關部門規定，礦難發生後，對遇難礦工每人賠償20萬元，目的是讓煤礦死不起人，然而，這個效果根本沒有達到。有專家算了這樣一筆賬：我國每百萬噸煤死亡5人，按照目前的市場狀況，百萬噸煤獲毛利高達1億元，即便按每人20萬元的賠償標準也不過100萬元，相對1億元的毛利這算得了什麼？
因而，單純依靠經濟手段無濟于事，要想減少乃至避免礦難發生，就必須有配套措施。比如，對重大礦難發生地的主要官員予以嚴厲問責直至撤職，觸犯刑律的依法懲處，讓其為片面追求政績支持礦主的錯誤做法付出更大的成本；再比如，以過失殺人罪等罪行，嚴懲不法礦主。礦主們可能對于無關緊要的賠償和罰款滿不在乎，但對刑法的懲處卻不敢掉以輕心，這樣能迫使其認真重視安全問題。（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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